百万苏维埃卢布，营长和委员长起初假装不知。营官以地毯贿赂营长夫人，并骗过了委员长。不料委员长夫人得知此事，便揭发出来，营官被判处死刑。这种阴暗面，存在于革命后的俄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宗教迷信，也是苏俄社会中一个突出的问题。1921年4月23日，友人郭质生邀瞿秋白去参观希腊教的复活节礼拜仪式。这一天，居民几乎家家都插“瘦柳”，教堂中举行盛大的礼拜活动。他们来到莫斯科最大的教堂——基督救主庙时，已有众多的教徒，每人手持“瘦柳”，等待神甫驾临。救主庙的神甫，是全俄最高的神甫，革命前受国库供养，统辖全国教务，成为“国中之国”。革命后，教制仍旧存在，不过与国家政府脱离关系，只受教徒供养。大礼拜式，进行了二小时多才散去。它给瞿秋白的感触很深，他对郭质生说：仿佛不在欧洲。希腊教仪式竟和中国道教相似。

    复活节的夜祭恰巧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一天晚间。入夜，莫斯科人几乎倾城出动，城中一千五百多个教堂的钟声响彻夜空，基督教主庙里，人山人海，至少也有两三万人。瞿秋白挤在庙中，观看夜祭的仪式，好不容易挤出来，回到寓所已是5月1日的清晨四点多钟了。红场上虽有无产阶级文化部演出歌舞，并有加里宁演说等，但不如复活节活动的盛大隆重。

    农民问题，官僚问题，宗教问题，苏俄社会中这种种的阴暗现象，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它引起了瞿秋白的沉思。他没有迷惑，而是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探索和分析它们的社会历史根源。他指出农民的反抗，民众的迷信，是旧俄这个经济落后国家的守旧性，小资产阶级心理的反映；而官僚贪污作弊，则是植根于封建遗毒，东方式专制政体。由此，他论到“俄罗斯东方式的国民性”，指出：原来俄罗斯民族本较西欧各民族包含些东方性。譬如沿街小便，戏院里吸烟室里烟灰火柴满地，约人常常失信，这还都是小节。下级官吏的作弊受贿，尤其是俄皇时代遗传下的“成绩”中最显著的一点。“因有社会经济的根源，只在变化不在消灭，革命的巨潮如此汹猛尚且只扫刷得一些”①。可喜的是，现在无产阶级新文学已出现新的果戈里式的作家为官僚主义画像，而共产党的报纸也积极努力的攻击官僚主义。这就证明，这些阴暗现象，都不是苏维埃新社会自身的痼疾，它们将不断受到新兴力量的冲击，逐步地被消除。这一历史性的变革，必将带来新的建设，新的生活。瞿秋白正确地向人们说明：“共产主义是‘理想’，实行共产主义的是‘人’，是‘人间的’。他们所以不免有流弊，也是自然不可免的现象。如单就‘提携小民族，使越过资本主义的过程而并达于共产主义’的大政方针，及他们首领的深自警惕，抱定宗旨，不折不挠的去实行，这种态度看起来，虽不能断定他们最后的成功，然而必是见他们实行自己的理想而并且能深切研究实际生活中之状况及对付它们的相当办法。这是中国人所应当注意的。”②——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6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代表大会》。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继公布课税法改善农民生活以后，又着手改善工人和城市居民的生活，公布了关于工人报酬问题等一系列法令。新经济政策实施，不久便见功效。瞿秋白在采访考察中，亲身体验到了新经济政策对于社会实际生活带来的变化。在5月复活节时，居民已可从市场上买到鲜肉等食品，举行节日的家筵。“回忆二三月间，我到俄人家里，那冷淡枯寂的生活，黑面包是常飡便饭唯一的食品，中国茶是请客的佳味。现在丰富得多了”。“大概而论，大多数劳动人民也受许多方便利益——工厂工资大增，废劳动券而令得购买于市场的可能。”①随着政府开放商业命令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