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学当然未产而先‘流’了”③。东方文化派所要反对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殊不知道社会主义的科学正是彻底的以因果律应用之于社会现象，或所谓‘精神文明’的。”④人们掌握了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就能够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创造全新的文明世界。结论是：

    社会主义的文明是热烈的斗争和光明的劳动所能得到的；人类什么时候能从必然世界跃入自由世界，——

    那时科学的技术文明便能进于艺术的技术文明。

    那不但是自由的世界，而且还是正义的世界；不但是正义的世界，而且还是真美的世界！⑤——

    ①《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1924年1月10日。

    ②③④⑤《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1924年1月10日。

    1923年春夏间，在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唯心主义营垒里的一场争论，即所谓“科学与玄学”之争。这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学校作《人生观》讲演，鼓吹柏格森的生命主义哲学，说“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而只能由直觉的、主观的、自由意志的“玄学”即唯心主义哲学来解决。一切社会现象包括社会革命，并无规律可循，历史不过是由偶然性支配的一笔糊涂帐。4月，丁文江发表《科学与玄学》一文，反对张君劢的观点，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也打着“科学”的招牌，反对玄学。但是，他们的“科学”理论，只注意现象不注重本质，不承认科学法则的客观规律性，依然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胡适提出所谓“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建筑在“科学常识之上的一个大假设”，正是否认人生观产生的客观依据的一个典型。“科学”与“玄学”争来争去，谁也不可能解决科学与人生观问题。

    陈独秀和瞿秋白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坚持了历史唯物论，正确地评论了这场争论。1923年11月，瞿秋白写《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紧紧抓住争论的中心问题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即两派“所论的问题，在于承认社会现象有因果律与否，承认自由意志与否，别的都是枝节。”①人的一切动机、意志都不是自由的，是受因果规律支配的。“所谓‘意志自由’当解释作‘确知事实而能处置自如之自由’”。②社会发展的最后动力是经济的发展和流变，这也是人的思想意志的物质的原因。“经济动象流变，故个性动机随此阶级分化而各易其趋向”③。经济发展的结果最终有利于无产阶级，因而无产阶级的认识最接近于客观规律，“阶级斗争的过程里发见社会现象的公律，能使无产阶级觉悟：‘非解放人类，直达社会主义，不能解放自己’”，④无产阶级革命，合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是完全合理的。质而言之，“人要从‘自然之奴’进于‘自然之王’，必须知道自然律；人要克服社会的自生自灭性，必须知道社会律。”⑤——

    ①②③④lt;gt;

    五四运动以后，胡适宣传美国杜威的实验主义，使不少青年被它牵着鼻子走。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等文章，公开向马克思主义挑战，李大钊等人及时地予以反击，鲜明地提出了一定要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了进一步在理论上揭露和剖析实验主义哲学的谬误，1924年夏，瞿秋白写了《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一文。实验主义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美国产生巨大影响，到了中国又广为流传，自有其存在的历史原因。瞿秋白分析了实验主义在欧美和中国有不同的历史作用。中国资产阶级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摆脱封建主义束缚。实验主义是一种行动的哲学，它否认理论的真实性，只看重实用，主张真理便是应付环境。“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是这种主张的体现。这些主张，“应用于中国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