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确有一派同志，无意之中承认资产阶级应当领导革命，认为资产阶级不过暂时苟且偷安罢了。

    陈独秀和瞿秋白，一位是前辈长者，一位是后起之秀。1917年，瞿秋白在北京大学旁听过当时已蜚声海内的陈独秀的讲课，同时又是陈主编的《新青年》的热心读者。1922年底，陈独秀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瞿秋白担任他的译员。瞿秋白回国后，陈独秀让他主编《新青年》季刊，对他很器重。然而，两个人竟是那样的不同：一个是从法兰西革命的角度观察中国社会，以“二次革命论”来指导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个则是直接从列宁的故乡学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试图把它运用于剖析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社会和阶级、革命对象和革命动力；制定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这样，两个革命者的革命观，自然会发生分歧。

    几乎与“三大”召开的同时，《新青年》季刊和《前锋》联袂问世。瞿秋白撰写的《新青年之新宣言》宣告：

    中国的真革命，乃独有劳动阶级方能担负此等伟大使命。中国社会中近年来已有无数事实，足以证明此种现象，——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何况资产阶级其势必半途而辍，失节自卖，真正的解放中国，终究是劳动阶级的事业。

    陈独秀为《前锋》撰写的《本报露布》声明：

    我们认定国民运动（即国民革命——引者）是中国国家生命之救星，是备受压迫过困苦生活的全中国人民之救星；我们在此运动中，不敢说是领袖，更不敢说是先觉，只愿当前锋，只愿打头阵。

    两位共产党人同时发出的宣言，如此大相径庭，判若两种体系。他们之间的分歧，完全不是个人意气之争，而是代表了共产党内对于国民革命的两种指导思想。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这两种思想分歧愈来愈大，终于影响了大革命的前途命运。

    1923年下半年，国共合作进入了实际组织工作阶段。8月，孙中山派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由上海启程赴苏联考察，代表团中有共产党张太雷、沈定一（玄庐）等。10月6日，苏联代表鲍罗廷抵达广州。10月18日，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以借重他的组织经验，协助完成国民党的改组。10月25日，孙中山主持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举行。同时正式聘请鲍罗廷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顾问，国民党的组织法、党纲、党章等都由鲍罗廷起草，再由孙中山审定。11月，国民党发表改组宣言。12月，孙中山连续向国民党员发表演说，反复申述改组国民党和学习苏俄的决心。但是，在国民党内反对国共两党合作的右派势力不小。还有不少人，看到国民党处境困难，希图得到国内外革命势力的支援，因而在不同程度上暂时赞成孙中山的联共政策。真正积极拥护和执行孙中山改组政策、实行国共合作的重要干部，在国民党内是少数，例如廖仲恺、宋庆龄等。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便不能不依靠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重要活动家，积极赞助孙中山实现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决策。

    1923年12月19日，瞿秋白发表《国民党改造与中国革命运动》一文，肯定国民党在孙中山领导下几十年苦斗牺牲的功勋：“辛亥革命造成中华民国的，是国民党；历年以来任劳任怨为平民争权利，反对北洋军阀的，也只有国民党。”同时指出，国民党过去的活动“只偏于军事方面，不能不想运用无聊的政客，——结果吃力不讨好，反受人民的漠视”。现在“国民党已经觉悟，如今决计宣言大改组，号召全国平民来共同组织，共同奋斗”。全国人民“第一步，应当赶紧组织国民党，集中我们的政治势力”。“应当积极的加入国民党，共同的实行国民革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