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锟、吴佩孚的统治。孙中山因与皖段、奉张两系有反直联盟的关系，加上广东商团阴谋发动叛乱，准备推翻广东革命政权，广州形势危急，希望向广东以外谋求出路，于是决定北伐，并亲率北伐部队离开广州，移驻韶关。后来，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党人的正确主张，回师弭平商团叛乱，初步稳定了广东的局势。

    这一时期，瞿秋白除在广州参加中央政治委员会外，还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指导工作，担任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编辑和撰稿工作。他为《民国日报》写了《中国解放运动之公敌》、《五一节之四十年》、《反帝国主义运动与国民党》等文，号召中国人民觉悟起来，实行国民革命，打倒中国解放运动的公敌——帝国主义和军阀，争回民族主权，争得国民民权。对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强暴镇压，革命者应当唤起民众，告诉他们：每次逮捕一个反抗军阀与列强的奋斗者，可以产生几百万个新的革命家；而肖（耀南）、吴（佩孚）的牺牲品——监狱里的绞场上的志士都是革命的母亲，国民革命终将胜利。在国共合作大业中，瞿秋白是一位卓越的政治活动家。

    上海大学教授

    1923年6月下旬，瞿秋白自广州到达杭州，召集浙江省党、团会议，传达党的三大的决议。他住在岳王村四伯父世琥家里，与妹轶群、弟景白、坚白等团聚。四伯父此时已经罢官赋闲，经济十分拮据。不过外面还讲究一些排场。瞿秋白对四伯父礼节周到，内心也是颇为尊重的。叔侄见面后，叙谈一切，亲切欢畅。瞿秋白谈他两年中在苏俄的见闻，解衣挥汗，兴致盎然；虽然是大热的天气，会意者都有涤尘解惑，俗念俱除之感。当然，家中大部分亲友对于这位从外国回来的人不免觉得新奇，也有些不解，无从交流各自的思想。这引起瞿秋白的沉思：“大家庭崩坏而小家庭的社会基础还没有”，“宗法社会的旧观念和大家庭真叫我苦死。”①——

    ①《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213—214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在杭州，瞿秋白去拜访了胡适。胡适是4月间由北京来到杭州烟霞洞疗养的。这一年，胡适三十三岁，在政治上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但在学术界已是海内闻名，颇有声望的学者。瞿秋白来访，使他对这位年青的学者，也很看重。他嘱瞿秋白到上海商务印书馆，谋一个编辑的位子，做些学问。这一建议，与他提倡的“整理国故”，似乎不无关系。7月中旬，瞿秋白回到上海，与商务印书馆联系，得到的答复是：“容纳（各杂志）稿子并编小百科丛书以及译著”①。对这件工作，瞿秋白写信告诉胡适：“假使为我个人生活，那正可以借此静心研究翻译，一则养了身体，二则事专而供献于社会的东西可精密谨慎些。”②但是瞿秋白没有接受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他后来以“此等入款‘远下济近’”，“未必够‘家’里的用”③为理由，推掉了这个差事。所谓家用，只是托词，因为瞿秋白从杭州回到上海后，经李大钊的推荐，已决定到由国共两党党员合办的上海大学去工作了，而那里的薪俸是极薄的。8月，瞿秋白到南京东南大学，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会议有刘仁静、邓中夏、李求实、恽代英、施复亮等，代表共有三十多人。会议着重讨论了贯彻执行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方针。对于青年团员是否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会议发生了争论，刘仁静不赞成加入，瞿秋白、施复亮赞成加入，并说服了大家，最后决定青年团员可以加入国民党，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案——

    ①②③《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214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团的二大闭幕，瞿秋白返抵上海，就积极参加筹办上海大学的工作。

    上海大学是在国共合作的呼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