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革命的重任，就不能不由无产阶级承担了。

    瞿秋白把握了时代特点，把握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异性，在1923年就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无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应当而且必然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党的二大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纲领，但未解决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二大以后党内许多同志都在探索这个问题。瞿秋白最先提出并阐述了这个问题。1923年2月，他指出：“务使最易组织最有战斗力之无产阶级，在一切反抗旧社会制度的运动中，取得指导者的地位，在无产阶级之中则共产党取得指导者的地位。”①无产阶级应当以自己为主体，联合一切劳动群众（农民、小资产阶级等），“以事实，以行动，以实际经验，包罗一切种种革命派之要求，导之向真革命，而后能有实力作战；——如此，方能颠覆资产阶级的统治。此种革命的总原则，当于实际的环境中，察社会内之变象随时随地以具体的口号运用之。”②随后，在他所起草的三大党纲、《新青年之新宣言》和《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等文中，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说，“中国客观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其国际地位，实在要求资产阶级式的革命；同时此种绝对资产阶级性的所谓‘民族民主革命’却非借重国际的及国内的无产阶级不可。独有无产阶级能为直接行动，能彻底革命，扫除中国资本主义的两大障碍；就是以劳工阶级的方法行国民革命。劳工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③——

    ①②《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25日。

    ③《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12月20日。

    瞿秋白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是和他对于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状况的研究分不开的。他指出，农业经济是中国的主要生产事业，农民是中国经济生命的主体。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亿万“可怜的中国农民，尤其是佃农，受着外国，督军警吏土豪大田主筹四五重的压迫，田也种不成了，饭也吃不饱了，妻儿男女也养不活了。……真是上天无路下地无门”①。他们要活就要反抗官府。基于对中国封建宗法制的深刻透彻的认识，他对农民问题倾注了极大的注意力，他是党的最早认识农民问题重要性的领袖之一。早在1922年3月，他在莫斯科时就根据俄国革命经验，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辅助，不能有尺寸功效”。②回国以后，他明确指出，农民是国民革命的基本力量，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③。但是，“农民受了千百余年精神上物质上的剥削，头脑里只有水浒式的‘官逼民反’，而没有结合城市劳工为正当的群众组织及群众运动。”④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唤起他们的觉悟，并解决其土地问题，“才有真正的民治运动，才能推翻军阀，解放中国”⑤——

    ①《向导》第35期，1923年8月8日。

    ②《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③三大党纲草案（1923年8月起草）。《六大以前》第698页。

    ④⑤《向导》第35期，1923年8月8日。

    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上，为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服务的。瞿秋白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政治上的结果，是给中国制造了现代式的军阀政府。民元以后，各派军阀的上台和下台，割据和混战，以及数不清的政变、毁法、制宪、贿选等种种政治斗争，都是封建的分散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侵略政策的必然产物。这就是中国社会动荡纷乱和人民极端痛苦的政治根源。瞿秋白根据对中国社会政治的剖析，指出在中国幻想依靠国会、立宪等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中国必须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