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23年秋，瞿秋白已经形成这样的革命指导思想：“无产阶级应当引导最大多数的农民、小商，行民主革命到底，而以严厉手段镇服君主派或军阀派的反动，并且预防资产阶级的畏怯。”①在领导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断然的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之阶级的独立”②，“参加并促进国民革命，是现在中国无产阶级的职任”③。瞿秋白进一步指出，“中国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此的去参加民主主义的群众政治总运动，并劳工阶级的经济运动，绝不使政治经济相离，他那时必定能成群众的政党。”④“于这一过程中世界的社会革命同时必努力提携中国的国民运动；中国国民运动里的最大多数的社会力量因之可以急速的长成，而与世界社会革命结合。不论这中间要经多少波折，革命与反革命互相激荡，而结果那最终的胜利必定在世界及国内的无产阶级。”⑤——

    ①②③④⑤《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12月20日。

    文化思想是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瞿秋白在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的同时，始终把目光紧紧盯住中国社会的文化思想领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引起了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梁启超、章士钊、梁漱溟、张君劢、丁文江、胡适、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抛出各种各样的理论，诱惑青年，企图把历史引向歧途。面对这种攻击，瞿秋白总是站在前列，进行坚决的斗争。他说：“这不但是中国无产阶级最高之命令，不能不服从，而且是中国民族——国民革命之利益所要求的。如果说我喜欢得罪伟人，那么，我可以顺便在这里‘道歉’一声，只好根据于孔夫子的圣经贤传，说声‘大义灭亲’了！况且我这些文章公布已久，从不看见他们公开的直接的答复，足见已是理屈辞穷，不敢接受我的挑战。”①——

    ①《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6页。

    以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所提倡的东方文化优越论，是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用来反对学习西方的革命文化，反对中国的革命派，特别是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思想工具，曾经受到李大钊的批判。1923年3月，瞿秋白写《东方文化和世界革命》一文，进一步批判东方文化派的封建主义哲学。“所谓东方文化，第一种元素，是宗法社会之‘自然经济’”①；“第二种因素，是畸型的封建制度之政治形式”②，中国的“军阀制度，由先得政治地位进而行经济侵略，剥削商民，压迫劳动者，不但简直和封建诸侯相似，而且出封建诸侯更可怕”③。各地军阀的征调劳役，残杀奸淫，拘禁铐掠，与封建诸侯对待农奴手段相比，有过之无不及。这些“岂非中国社会逆流退向封建制度的铁证！中国‘东方文化派’的学者所要保存的，是否此等肮脏东西，人间地狱？”④“第三种元素，是殖民地式的国际地位”⑤，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使中国“日陷于绝对臣服的地位”，对于中国资本主义，“总观起来，他决不能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充分的发展”，“所助的‘国内的’资产阶级，亦正是依赖外国资本为生的资产阶级”⑥。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同样采取公开的野蛮政策——

    ①②③《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15日。

    ④⑤⑥《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15日。

    “1922年，上海金银业工人罢工，外国老爷竟放出猎狗来噬啮工人，此等现象只有‘东方’殖民地上可以发现，自古以来无论天灾战祸弄得人烟断绝，禽兽横行，也只有乌鸦啄白骨，野狗啃死人的惨状，决比不上故意纵犬吞噬将活人当狐兔一般看待的新奇，真可算是东方文化的特色！”①瞿秋白辩证地历史地论证了东西方文化由发展走向衰落的过程，指出：“所谓东方文化的‘恶性’决非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