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的，宗法社会的伦理也曾一度为社会中维持生产秩序之用。但是他现在已不能适应经济的发达，所以是东方民族之社会进步的障碍。西方之资产阶级文化，何尝不是当时社会的大动力。但是他既成资产阶级的独裁制，为人类文化进步之巨魔，所以也成了苟延残喘的废物。”②世界未来的新的文化，究竟向哪里去？瞿秋白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沟通了全世界的经济脉络，把这所谓东方西方两文化融铸为一；然亦就此而发生全人类的文化，——世界无产阶级得联合殖民地之受压迫的各民族，以同进于世界革命，——此种趋势，此种新革命文化的先驱，正就是杀帝国主义的刽子手”。③“等到私有制绝对废除，阶级消灭时，科学愈发明，则体力劳苦的工作愈可减少，全社会的福利愈可增进；物质文明愈发达，经济生活愈集中，则精神文明愈舒畅，文化生活愈自由，为‘求生’的时间愈少，则为‘求乐’的时间亦愈多了。那时，才有真正的道德可言，不但各民族的文化自由发展，而且各个人的个性亦可以自由发展呢。”④

    为了达到这个光明的境地，必须进行革命，“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度，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⑤——

    ①《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15日。

    ②③④⑤《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15日。

    同年11月8日，瞿秋白写《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进一步批判东方文化派。文章开头即指出：“礼教之邦的中国遇着西方的物质文明便彻底的动摇，万里长城早已失去威权，闭关自守也就不可能了。……然而中国的士大夫却始终不服这口气，还尽着哴东方的精神文明，要想和西方的物质文明相对抗。这一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显然有极大的价值。”①人类有工具而营共同生活，是文明的开始；因有文明而阶级分化，于是共同生活不得和谐，似乎是文明的末日。可是，实际上，文明并无末日，被统治阶级以文明为武器而创造新的文明，而加速统治阶级末日的到来。可见，文明本身始终是人类所必需，只有垂死的统治阶级，才觉得文明的进步可怕，可以危及其统治，才高呼“向后转”，还要自命为精神文明。中国的老子，西方的基督，卢梭和托尔斯泰，都是“向后转”派的代表者。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基督也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都用不着关心，用不着问；不要想那明天。”卢梭则认为，随着科学艺术的进步心灵将日益堕落，只有无知无识的乐园，才是永久的贤德所生之地。托尔斯泰根据贵族式的思想，要抛弃技术文明，回到草昧时代去。因为他所认识的快感，仅仅是农村里的宗法社会；他所认识的劳动动机，仅仅是农奴背上的鞭策。然而，不论是托尔斯泰主义中的农村，还是章士钊的“农村立国论”里的农村，至少要用锄和犁，那便是物质的技术文明。即使承认“无为”的世界是幸福的乐园，也无法在现实生活里寻到恢复它的方法。物质文明仍旧在可能的范围里进步。譬如清朝广东进贡的方法，比那“一骑红尘妃子笑”的唐明皇采荔枝的方法就聪明得多了。瞿秋白指出，历史上的中国，当农民举行暴动，大杀贪官污吏时，口号叫“‘四海之内皆狗彘也’！精神文明未必十分高尚；到那时一切无为、清净、礼教或‘宋学’都已失去威权。这样看来，物质文明始终统辖着精神文明”②。瞿秋白用辛辣的笔，戳穿了那些高唱“精神文明”的伪君子们：“现代的中国里，‘最高尚有道德知识的精神文明派’自己日常的行为，刚刚与口头的议论相反，时时刻刻在那里促进他们所反对的物质文明之发展：如买火车票，点电灯，用自来水，穿洋布等……反对最激烈的人自己尚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