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革命思想的指导权。”②“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小资产阶级的犹豫畏怯，足以破坏联合战线而使革命运动失败，同时，也就证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取得指导权之必要。③瞿秋白强调无产阶级要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就必须在国民革命中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扩大自己的组织，集中自己的力量，联合广大群众，特别是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工人阶级的自由是要用自己的力量去争来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是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革命斗争去夺来的。”④——

    ①②《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新青年》月刊第3期，1926年3月25日。

    ③④《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新青年》月刊第3期，1926年3月25日。

    瞿秋白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通过自己的政党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在《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一文中，他写道：“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他是中国无产阶级及一般劳动民众的领袖和代表，他指导无产阶级一切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使他们和国内一切革命力量和民治主义派联合，以实行共同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斗争，力争中国民族的解放独立和中国平民的革命的政权。”①在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党要打破“一切改良妥协避嫌等的幻想”②，因为，“革命势力的扩大和深入，客观上使国民革命的成败渐渐逼近了生死关头。总之，客观上的革命条件无疑的日益完成。只看革命政党主观上的领导力量，是否能执行这个历史使命。”②——

    ①《向导》第143期，1926年1月21日。

    ②《北京屠杀与中国革命之前途》。《新青年》月刊第4期，1926年5月25日。

    可以说，以五卅运动为催化剂，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阶级阵线的日益清晰，使瞿秋白的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迅速升华，形成了更深刻、更完整的理论体系。

    1926年1月21日至24日，瞿秋白在北京出席了中共中央特别会议。陈独秀因病未能出席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集中解决目前的政局和党的总的战略方针。会议指出：“现时政局，是中国革命发展中非常紧急的时期，是反动势力联合向民众势力进攻时期，英日帝国主义者竭全力以资助直奉军阀向国民军、国民政府、人民进攻。①南方革命形势仍然向前发展，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宣布接受广东国民政府的领导。湖南人民掀起驱逐军阀赵恒惕的运动。北方和中部地区的农民运动也有发展。北方的国民军正在抗击着直奉军阀的进攻。在这种形势下，面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进攻，广东革命政府应当打出去，转守为攻，发展革命。会议明确指出：

    “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②为了准备北伐战争，会议决定，党必须加紧进行北伐战争必经之地的湘、鄂、豫、冀等省的群众工作，特别是要注意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以便接应北伐军，积极支持和参加北伐战争。只有发展和巩固工农联盟，中国革命才能胜利——

    ①《中央通告》第79号（1926年3月14日）。

    ②《中央通告》第79号（1926年3月14日）。

    回到上海以后，中央了解到瞿秋白的病情严重，决定让他停止工作，入院疗养。为了他的安全，特地请了一位可靠的医生，并通过这位医生在白克路宝隆医院定下一个单人病房。住单人病房费用很高，中央的几位同志凑了一笔钱，付了住院费。安排妥当后，中央委托杨之华传达中央的决定：强制瞿秋白住院治疗。杨之华把中央的决定和安排告诉了他，同时给他一个体温表试他的体温。他沉默了一会儿，拿起体温表看，水银柱还是升得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