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在报告中批评了在国民党人中、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中，有些人害怕把农民卷入革命会破坏反帝统一战线的思想，认为共产党人要加入新政权机关，帮助农民满足要求，“至于采用没收地主土地的办法还是采用减税减租的办法，则看情况而定”，但“最后还应该做到为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并使土地国有。”①斯大林还指出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中国共产党人要特别注意军队工作，研究军事，并在革命军队中担任某些领导职务。全会指出，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要中国共产党人竭尽全力地争取最终实现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12月，在共产国际决议和斯大林的意见，尚未传到中国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鲍罗廷在汉口举行了特别会议。陈独秀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所通过的决议，都提出反对“左稚病”。陈独秀报告中把“看不起国民党”，“包办国民党”，“包办民众运动”，“否认左派存在”，“误解党的独立”，“应付中小商人的政策不好”②等列为党内“左稚病”的六种表现，提出必须“防止我们过于向左”，反对“左稚病”。③会议根本不提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而主张把政权、革命运动的领导权交给汪精卫等所谓左派，主张把军权交给蒋介石和唐生智，企图利用蒋、唐、汪之间的矛盾，保持三者之间的均势，来防止蒋介石一个人的军事独裁，实际上是完全放弃党对武装的领导权，加强蒋介石的独裁地位。会议极力贬低农民土地问题的迫切性和严重性，反对党“包办”农民运动。陈独秀说，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所争的“不是根本的土地问题，他们都还未能直接了解到这个根本问题”。“若是拿赞否解决土地问题做国民党左派标准”，就是“想象未来更左的一派而否认现在的左派，便等于专候下礼拜吃鱼肉，把今天吃豆腐白菜维持生活看做不必要”。④他认为只要赞成减租减息的就是国民党左派。他强调要限制农民运动，以维持革命统一战线。于是会议决议规定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使蒋介石由右向左转；同时扶助汪精卫以制约蒋介石——

    ①《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31、334页。

    ②③陈独秀：《政治报告》（1926年12月23日）。

    ④陈独秀：《政治报告》（1926年12月13日）。

    1927年1月底，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会决议，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带到中国加以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作出《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正确地指出：“在今日以前，我们有一个根本错误，乃死守着数千年以来形式逻辑头脑的错误，即是我们自己头脑中，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至快也要到明天早晨，未到明天早晨六点钟以前，我们必须自己绑着自己的手脚，仿佛多做一点便违了革命铁律”。认为如果按照这种方针从事国民革命，“只是参加或帮助他们资产阶级的革命，则我们自第四次全国大会以来所高叫的国民革命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去年第二次扩大会议以来所高叫的和资产阶级争领导权，都成了好听的一句空话；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在实际上领导这个革命，他们或者要领导我们，并且还要领导我们断送国民革命。”①并表示今后“一切政策及工作计划，即须依照此提案的方针与战略而进行。”②但是，党的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没有彻底改变自己的错误。2月，瞿秋白根据共产国际决议的精神，首先提出必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非此决不能保障中国革命之彻底胜利”。毛泽东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后，于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