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叫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将使中国文艺“陷于必然的倾圮”。宣扬“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企图借用民族主义的招牌，抹杀阶级社会中任何民族同时又都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根本事实，模糊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让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冒充全民族的代表，要求劳动人民停止阶级反抗，而屈从于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

    瞿秋白重返文学战线，正是“民族主义文学”猖獗之时。因此，他所扫荡的第一股敌人，便是“民族主义的文学家”们。1932年8、9月间，他先后发表了《屠夫文学》和《青年的九月》两篇文章，给了“民族主义文学”以致命的一击。

    《屠夫文学》是针对民族主义作家黄震遐写的小说《陇海线上》、万国安写的小说《国门之战》等宣扬反苏反共的战争的作品而发。瞿秋白举《陇海线上》中的一段文字为例：“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马枪，耳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着无数的蚊子，样样都使人想到法国‘客军’在菲洲沙漠里与阿拉伯人斗争流血的生活。”瞿秋白在《屠夫文学》一文中指出：“这真是神来之笔！中国‘中央’政府的军队驻扎在陇海线上，居然和法国殖民家的‘客军’驻扎在菲洲——有如此之相同的情调。这是不打自招的供状。他们自己认为是‘客军’，而把民众当做野蛮的阿拉伯人看待。这是的确的事实。他要杀的正是这些‘阿拉伯人’。他们所以和冯玉祥阎锡山打仗的缘故，也在于争这一口气：‘究竟是你们来杀，还是我们来杀。’因此，打胜了冯阎之后，这支民族主义的军队立刻就去打猎了，打什么猎呢？——就是把战场附近的小百姓当做野兽，而去打他们了。”“因此，中国绅商就定做一批鼓吹战争的小说，定做一种鼓吹杀人放火的文学。这叫做民族主义的文学。”①——

    ①《屠夫文学》。（后改名《狗样的英雄》），《文学导报》第1卷第3期，1931年8月20日。

    正当日本侵略者打进了中国东北，进一步蚕食华北，“民族主义的文学家”不仅不去反对外来侵略，反而坚持反革命的剿共战争，并且希望追随帝国主义一起去进攻社会主义的苏联。瞿秋白在《青年的九月》中辛辣地写道：“中国的肥头胖脑的绅士，大肚皮的豪商，沐猴而冠的穿着西洋大礼服，戴着西洋白手套的资本家，本来是帝国主义的走狗。”①他们“为着保存自己的狗命，为着保持榨取汗血的地主制度资本剥削，为着保卫帝国主义的宝座，现在拚命的在打中国劳动民众的红军，在打中国的工农兵会议（苏维埃）。民族主义的文艺家对于这种‘神圣战争’，又不知道要怎样的歌颂。”②“民族主义的文学家”们被鲁迅斥之为“宠犬”“流尸”，在瞿秋白的笔下，也成了杀人的“屠夫”，“狗样的英雄”，嗜血的“野兽”。这些，就是“民族主义文学”的本质，真相。从1931年夏秋到1932年夏初，瞿秋白陆续写成《学阀万岁》、《菲洲鬼话》、《民族的灵魂》、《流氓尼德》、《狗道主义》等多篇杂文，彻底揭露“民族主义文学”的卖国求荣、奴役人民的反动面目。“奴耕婢织各称其职，为国杀贼职在军人。换句话说，叫醒民族的灵魂是为着巩固奴婢制度。”“现在抵抗不抵抗日本阎王的问题，不过是一个‘把中国小百姓送给日本做奴婢，还是留着他们做自己的奴婢’的问题。其实，中国小百姓做‘自己人’的奴婢，也还是英美法德日等等的奴婢的奴婢，因为这一流的‘自己人’原本是那么奴隶性的。他们的灵魂和精神就在于要想保持他们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③——

    ①《青年的九月》。《文学导报》第1卷第4期，1931年9月13日。

    ②《青年的九月》。《文学导报》第1卷第4期，1931年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