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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重返文学园地
环图画之类;并在文中对人民革命斗争进行歪曲和诽谤。当这些攻击遭到批驳,他又写《“第三种人”的出路》、《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继续散布谬论,与“自由人”一唱一和,攻击左翼文艺运动——

    ①《现代》第1卷第3期,1932年7月1日。

    胡秋原、苏汶的言论,对于为数不少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具有很大盅惑性。因此,鲁迅、瞿秋白、冯雪峰、周扬、陈望道等许多作家,都撰文给予严正的批判。

    1932年10月1日,瞿秋白署名易嘉在《现代》上发表了《文艺的自由与文学家的不自由》的著名文章,专门批驳胡秋原和苏汶的谬论①。文章开头引用了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揭露资产阶级文艺“自由”的名言:这种自由是虚假的,骗人的,它“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②。胡秋原说“自己的方法是‘唯物史观’”,俨然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

    “可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的所谓‘自由人’的立场不容许他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阶级社会中,不可能有独立于阶级利害之外的“文艺自由”,“事实上,著作家和批评家,有意的无意的反映着某个阶级的生活,因此,也就赞助着某一阶级的斗争。有阶级的社会里,没有真正的实在的自由。当无产阶级公开的要求文艺的斗争工具的时候,谁要出来大叫‘勿侵略文艺’,谁就无意之中做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派的‘留声机’。”胡秋原的错误,“最重要的是他要文学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脱离广大的群众而自由。”胡秋原“把普列汉诺夫和安得列耶夫,艺术至上论派等等混缠在一起”,企图为他反对艺术的阶级性、文艺只是表现生活的观点寻找理论根据。实际上,“他恰好把普列汉诺夫理论之中的优点清洗了出去,而把普列汉诺夫的孟塞维克主义发展到最大限度——变成了资产阶级的虚伪的旁观主义”。③——

    ①《现代》第1卷第6期。文中的两个小标题:一、“万华缭乱”的胡秋原;

    二、“难乎其为作家”的苏汶。

    ②《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全集》第10卷,第28页。瞿秋白原来的译文与此稍有出入。

    ③《现代》第1卷第6期,1932年10月1日。

    对于苏汶,瞿秋白指出,苏汶的反对“某种政治目的”,其本身就抱有确定的政治目的;他的“这种文章是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锐利的武器。”苏汶的文章固然巧妙,但说来说去,无非是说:“理论和行动本来是不能并存的,文学和革命也是不能并存的,艺术和煽动也是不能并存的。”①瞿秋白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建立真正科学的文艺理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需要用文艺帮助革命,用文艺来做改造群众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武器。即使是前进的战士,也要努力取得文艺这个武器。“谁要劝告新兴阶级不要去拿这种武器,他自然客观上是抱着‘某种政治目的’的,——虽然他自己都觉得‘并没有丝毫政治臭味’。”②阶级社会中的文艺,反映着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观点。“文艺——广泛的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传。”③瞿秋白反驳胡秋原关于文艺不是“政治的留声机”、文艺阶级性应予否定的论调,而说“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④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反驳方法,有点失之简单。但他本意在于强调,阶级社会中,阶级性是作家和文艺作品的固有属性。他仍然主张文艺是生活的反映;作家和作品的阶级性,并不意味着政治是文艺的本原,文艺应从属于政治。瞿秋白强调了艺术的重要性,批评了那种毫无文艺价值的作品,他说:“文艺只是煽动之中的一种,而并不是一切煽动都是文艺”,“并不是个个煽动家都是文学家”。“真正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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