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容易从这种自我理想化意象中猜到，患者的主要倾向是屈从。屈从产生于他想亲近他人的渴望，而他对敌意的期待又大大增强了屈从的倾向。实际上，更严重的屈从正是这种外化作用的主要结果之一，并说明神经症趋势是怎样不断地通过恶性循环而相互增强。在这一病例中强迫性屈从倾向得以增强，是因为圣人的理想化意象实际上驱迫患者进一步自我抹杀。由此而产生的敌意的冲动自然把怒意宣泄于自我；而怒意的外化既导致她更加畏惧他人，又反过来加重她的屈从倾向。

    怒意的外化作用的第三种方式，是把注意力专注于身体的不适。当患者不知道这是在对自己发怒时，便只感到相当严重的肌体紧张状态，这可表现为肠胃失调、头痛、倦怠等。然而，只要他有意识地感受到这种自我恼怒，所有这些症状便立即消失。这一点也颇能说明问题。人们甚至可以怀疑，究竟应该称呼这些生理表现为外化作用，还是应该称之为由压抑愤怒而产生的生理性结果。但我们不可忽视病人对这些表现的利用。一般来说，他们总是迫不及待地把精神毛病归咎于肌体的不适，从而又认为是外因引起的不适。他们总煞有介事地证明，他们精神上没有出问题，只是因为饮食不当而引起了肠胃失调，或因为过度劳累引起了疲乏，或潮湿空气引起了关节炎，等等。

    通过对怒意的外化作用后，患者有何收益呢？它可说是与自我鄙夷达到的目的一样。不过，有一点还值得提一提。除非我们认识到患者的这些自我破坏的冲动的真正危险，否则我们不能充分理解他的病情会严重到什么程度。刚才提到的第一例中的病人只是在短暂的时间内有过把自己砸碎的念头，但精神错乱者会真的发展到把自己砍伤或致残的地步。如果不是由于外化作用的缘故，很有可能会发生更多的自杀病例。所以，可以理解的是，由于弗洛伊德认识到自我毁灭冲动的能量，才提出了一种死亡本能的说法——可惜这一概念阻碍了他真正理解自我毁灭行为，从而阻碍了有效治疗的途径。

    内心压迫感的强度取决于理想化意象的权威对患者人格的钳制程度。对这种压力作用做再高的估计也不过分。它比来自外部的压力更可怕，因为外部压力至少允许患者保留内心的自由。病人大多不知道这种压迫感，但每当这种压迫感一消除，病人便如释重负，好象重获自由，可见这种压制的力量之大。患者可以通过对他人施加压力而使自身所受的压力外化，这样的效果在外表上非常相似于对支配地位的渴求，但两者区别在于：内心压力的外化，并不主要是要求别人服从。它主要还在于把使自己所苦恼的标准强加于人，而不考虑这样会不会使别人痛苦。那种清教徒心理正是众所周知的一个例子。

    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外化形式，表现为患者对外部世界中任何稍稍类似于束缚的东西都极度敏感。正象所有观察者都知道的，这种过度敏感是常见的。这种敏感并不是完全发端于自我强加的压迫。通常有这样一种因素，即患者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的那种对支配地位的偏好，因而嫉恨不已。在孤独型人格中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患者强迫性地捍卫他的独立，这种举动必然使他对任何外在压力都很敏感。患者把自己无意识中自我强加的束缚2外化，这是一种掩藏的更深的病因，常常更容易被分析医生忽视。这是特别令人遗憾的，因为自我束缚的外化作用常常构成病人-医生关系中一种颇有影响力的暗流。即使医生已经分析了造成他的敏感的较为明显的原因，病人还是可能拒不理睬医生的建议。在这种局势中所发生的带破坏性的较量更为激烈，因为分析医生实际上就是想使患者发生改变，尽管他老实告诉病人，自己只是想帮助他们去进行自我矫正，去发掘他们自己的内心之泉，但这种申明毫无用处。病人会不会受制于医生偶尔施与的影响呢？事实上，由于病人不知道自己真正所是，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