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之间的权利斗争，可以作为第二个例子。勾心斗角常常出于有意识地削弱对手、巩固自己的企图，但也可能产生于一种无意识的、类似上边所举的那种两难心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种争夺优势的行为也就是无意识的二重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使得我们既可以在争斗中运用阴谋诡计，又不但心我们的理想化意象受到玷污。而同时它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妙的方法，可以将对自己的恼怒和轻视倾泻到他人头上去，当然更令人满意的是，倾泻到我们想首先击败的对手头上。

    作为归纳，我想指出一种更常见的方式，通过它，我们自己的责任就推卸到他人头上了。尽管他人并没有我们的毛病。许多病人一旦经医生诱导而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就毫不加考虑地马上把问题的根源归咎到童年时代。他们会说，他们现在对束缚很敏感，是因为那时他们的母亲很专横；他们现在很容易感到屈辱，是因为童年时受过屈辱；他们的报复性来源于幼时的伤害；他们内向脱群，是因为幼时很少得到理解；他们对性的拘谨态度是因为从小受清教徒熏陶，等等。我这里指出的，不是那种医生与病人同心协力、认真考虑病人幼时所受的各种影响，而是指那种过分专注对幼时影响的分析。这种专注的结果是一事无成，只作原地踏步的循环，对目前作用于病人的各种因素却缺乏探索的兴趣。

    由于弗洛伊德对遗传性的过分强调支持着病人的这种看法，我们应该仔细检验一下这当中真理与谬误所占的比例。的确，病人的神经症趋势始于儿童时代，他所能提供的线索都关涉到他对已经发生的那种趋势的理解。他不能对他的神经症负责，这也是正确的。客观条件的影响决定了他身不由己地发展了那种趋势。由于诸种原因（下面将讨论），医生应该把这些情况向病人讲解清楚。

    病人那种看法的谬误在于：童年时代就在他内心逐渐性形成的那些因素他无心过问，但是，这些因素却是现在正作用于他而且导致他目前病状的东西。比如，他幼时所见的众多的虚伪可能是他目前对人冷嘲热讽的原因之一。但如果他认为那是唯一的原因，那便是忽视了他目前的需求——讥诮他人。这种需要发端于他在不同理想之间的左右为难的局面，为了解决这种冲突才干脆将一切价值观念弃而不顾。另外，在不能负责时他要去承担责任，而在应该负责时他又拒不负责。他不停地追溯童年时候的经历，就是为了使自己相信，他遭逢挫折是身不由己。同时他又感到尽管经受过危害性的影响，他的人格本来还是可以保持完好无损的，正象出污泥而不染的百合花。对此，他的自我理想化意象要负一部分责任，正是这种理想化使他不能认为自己曾经有过或现在还有缺陷或冲突。但更重要的是，对童年的反复叨念正是一种勤于自审的幻觉。但由于他把自己的问题外化了，他自然感受不到作用于内心的各种因素；这样，他不能把自己看成自己生活中的主动者。既然自己不再是推进器，那么便是一个沿山坡往下滚动而且只有一直滚下去的圆球，或者是一只被用作实验的南美豚鼠，一旦被限定，便永远被决定了。

    病人对孩童时代的片面强调，确切地表明了他的外化倾向。所以，每当我遇到这种态度，我便知道：患者已完全与自我疏离，而且还继续被驱迫着离自我而去。我这种断定还没有出现过错误。

    外化趋势也出现于梦中。如果病人梦见他的分析医生是监狱看守，或者梦见自己的丈夫把自己想进入的门给一下关上了，或者梦见自己在对某个目标进行追求的过程中总是有意外或阻碍，那么这些梦就正表明患者的一种试图：否认内心冲突而将它归咎于某种外因。

    那种有广泛的外化趋势的病人，给分析医生带来特殊的困难。他找来分析医生正如他找一个牙科医生，认为只是要求医生完成一个任务，但与自己并无真正的关联。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