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应当反对两种错误，一种是不顾目前的生产水平，把工资和福利提得过高过快，违反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这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表现；另一种是对于职工福利甚至职工安全漠不关心，不注意或者不愿意解决那些必需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官僚主义的表现。他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提出：“我们必须妥善地安排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在保证国家建设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周恩来还认为，建设中“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必须足够重视。他正确地阐明“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原则，说：“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为了保卫人民的福利和社会主义成果，必须依靠人民。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接着就是第二个五年计划。当时形势发展很快，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得非常顺利，周恩来亲自动手编制第二个五军计划，亲自确定控制数字。那是1956年7月，李富春等去国外了，周恩来常找薛暮桥、顾明等到办公室。晚上周思来讲，白天他们几人按照周恩来讲的内容算、改、写，第二天晚上再送到周恩来那里审查修改。这样循环往复，风雨无阻，夜夜如此，紧张地工作了个把月。经过周恩来数斟项酌，定下了初稿，拿给国务院各部门审改，再提到国务院讨论，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最后由毛泽东修改定稿。这就是周恩来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这个报告总结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其中第一条是：“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他提出：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耍裹足不前。要使每个年度都能够互相衔接和比较均衡地向前发展。

    历史一再地证明，凡是我们国家在建设中忽略了这个问题的时候，经济工作就会出现大的毛病，最后还要按照周恩来等提出的调整的方法，来加以纠正。

    关于要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这个问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前夕，1951年8月，周恩来就明确说过：现在“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工作开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这是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一个困难，也是中国的一个特点。”“一五”时期，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解放初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参加各项社会政治斗争，以及业务实践的锻炼，政治面貌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同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花了很大力量培养了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这时最重要的，是如何充分地发挥知识分子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中的作用。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内，却还存在不尊重知识分子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一些人中存在着“生产靠工人，技术靠苏联专家”的思想，有的对知识分子抱有盲目的排斥心理，甚至把他们当作“异己分子”，加以压制打击。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有适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

    1955年，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着重讲到：现有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热爱社会主义中国的，在工作上是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并取得了很大成绩的。他认为，中国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