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现在，“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

    2月3日、6日，周恩来和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财政部部长李先念研究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上的问题。周恩来认为，既然已经存在“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现象”，而且各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那么，计委、财政部对计划就“要压一压”。2月10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各部门各地区所提1956年计划的各项指标时，就实行“压一压”，他抓住了严重脱离物资供需实际，破坏国民经济整体平衡的指标，进行了较大的削减，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由170多亿元压到147亿元。

    3月25日，国务院下达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个计划（草案），由于当时种种主客观原因，一些指标仍然偏高，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建设物资的供需矛盾。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齐头并进的后果，很快就突出地表现出来：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引起了钢村、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的现象，从而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并且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

    周恩来看到，经过压缩的1956年的计划（草案），仍然是冒进的。他由此推论，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已经规定的1956年，1957年和第二、第三个五年期间建设速度的远景计划，也是冒进了。他认为，只要摸清了实际情况，就要进一步反对冒进，“要敢于抗大流”。

    1955、1956年的情况是：1955年把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比较小了一些，又不适当地削减了某些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投资；1956年则是冒进了。根据这两年的经验，为了确保经济工作的健康发展，必须坚持反对右倾保守同急躁冒进这两个倾向，而当时主要是应当反对冒进。

    当时，周恩来曾经要秘书帮他查找马克思说过的一段话：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从上述认识出发，4月10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采取制止经济形势恶化的措施。他抓了“动员生产，约束基建”，“为平衡而奋斗”。把精力放到了反对急躁冒进上。5月11日，他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反保守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了！”他在这个月同李富春、李先念交换意见，要再次解决订得过高的1956年的国家预算，井指导起草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稿。报告稿中明确提出：“在当前的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地区都已经发生了”。

    当时，毛泽东提的是反对右倾保守。这口号周恩来起初也是赞成的，但是接触到实际工作，随着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各条战线不断向他反映情况，提出了建设规模和我国实际能力的矛盾。4月间，他亲自作调查，发现了不平衡的现象。这时，陈云提出建设只能与国家财力相适应，他支持陈云的主张，李先念也同意。因而在中央明显地发生了分歧看法。4月下旬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主张追加大额的基建投资，周恩来是不赞成的，申述了理由。5月2日，周恩来曾经到毛泽东那里谈过一次，但不久毛泽东就离开北京外出了。

    上述报告稿送到了中共中央。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