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请他们都写了书面证明材料。

    “文革”伊始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宋任穷，也写了证明材料，证明周总理当时曾给他一个电话，让他这样回答“揪叛徒战斗队”的红卫兵：“赵林（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不能让小将们在这个问题上胡乱发难。

    张闻天同志的老伴刘英也写了一份材料。

    她在材料中认真回忆当年张闻天作为党中央总书记，是如何与毛泽东、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研究批准了刘少奇的那个建议，并给刘少奇回电的。

    中组部同志的调查研究紧凑而大有成效，直累得贾素萍心房纤颤。患了心脏病。写证明材料的同志也争分夺秒。1978年8月21日，闷热的夜晚，于光远汗流浃背地跑到仍是“摘帽右派”的曾彦修住处，急急如今地说：“快快快，关于‘六十一个人’的问题，耀邦要我们赶快写出证明材料。就是四八年春节，刘格平请吃饭之后。康生对我们谈的那段话。”

    曾彦修一听，连忙摊开纸，挥汗疾书。写完。两人签了名，于光远拿了就走，连夜送到胡耀邦家。

    胡耀邦连忙挑灯夜读。这一段时间，胡耀邦不但常常夜读这类送到家的材料，而且贾素萍等人每次调查归来，他都立即听取他们的汇报，认真阅读他们写的每一份调查材料，在这些材料上先后批写了这样一些字句：“这份材料很有用”，“这份材料很说明问题”。“送中央常委阅”，“根据这些充分的复查材料，可以起草报告提纲啦”。

    随后，胡耀邦与贾素萍等人一起，研究如何起草给中央的关于“六十一人案”的复查报告。一切似乎进展得一帆风顺，但是胡耀邦明白：问题远不是那么简单。

    “两个不管”对付“两个凡是”。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一场面对面的决战拉开战幕。

    1978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发出通知，在中南海怀仁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处理日益增多的申诉信和上访人员，如何落实政策才算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这个会议，是胡耀邦刚到中组部时就向中央建议举行的。汪东兴遂让胡耀邦主持会议，并在开幕式当天作主要讲话人。

    明眼人看得出：这将是一场面对面的决战。

    正因为这是一场面对面的决战，历来不爱宣读讲稿，而习惯于旁征博引、嬉笑怒骂皆文章的胡耀邦，这次却特别请来政研室和干市局的一些同志研究并协助起草讲话稿。在研究中，有人提出胡耀邦最好不要去。理由是：“人家正要找你的茬儿呢，你还送到门上去”’

    胡耀邦说：这正是广泛动员平反冤假错案的最好时机，是踏破铁鞋也难找的最好讲坛，我们绝不能放过。我们永远记住这八个字：坚持真理，旗帜鲜明。尤其在有关党和人民利益的是是非非上，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更要明确表明自己的观点，那种不讲原则，“你好我也好”的庸俗腐朽气，是同我们党的性质水火不相容的。大家所以同意用“两个不管”去针对“两个凡是”，我想大概都有这样的意思，就是不能再搞个人崇拜了。我相信我们的党总有一天将会作出这样的历史性决议：永远永远地严禁个人崇拜。因为一搞个人崇拜，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谈不上实事求是，谈不上解放思想，就必然要搞封建复辟。其危害之烈，莫此为甚！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说过：“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林彪、“四人帮”们搞了这么多年的个人崇拜，对全党全国造成的危害之大之重之深，难道还不够吗？

    胡耀邦说到这儿，在座的有人说：您说的都很对。但是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