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再也不能搞愚昧，搞分裂，把自己搞穷了。”

    胡耀邦指出：“现在中国人心思定、思富强、思统一，我们就是要适应这一潮流，顺乎这一民心。”

    胡耀邦又说：“中国政治局面不管怎样发展，不管在台上的领导人哪一个消失了，决定政局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人心向背。中国的政局一定会稳定。中国一定会实现四个现代化，使国家富强起来，统一祖国的大业必定要完成。这是人心所向。到底中国会向何处去，我认为，可以概括为：政局必稳，四化必胜，统一必成。

    胡耀邦强调：“我们党要经常教育党员和干部不要违背人民的意志。不要违背人心。只要我们顺乎民心，我们的事业必胜无疑。”

    端正对教育的认识，不能把教育视为纯粹的消费事业，而是一项生产投资。

    19M年胡耀邦在北戴河会见了著名美籍华裔学者、美国圣他·卡勒拉大学电机工程及电子计算机学系教授陈树柏及其夫人、儿子。胡耀邦对陈树柏教授筹办“中国实验大学”的建议，表示支持，并给予极大的鼓励。

    胡先生一见面就对我说：“外面很多人说中国是一言堂，其实这个情况已改变了。我这次和你会面，不是代表邓小平主任，也不是代表我自己，而是代表党中央，向你表示筹办

    “中国实验大学’的建议，已获批准。”陈教授回忆起这些话不禁带上了几分激动。‘“胡先生对实验大学的筹划，显然考虑得很仔细。他说，你向中央要求两亿元，我们决定给你两亿三千万。为什么呢？因为深圳一平方公里‘七通一平’工程已需费一亿，二亿元刚够平整两平方公里的土地。那么，平整土地后没有钱怎么办？所以我们决定再给你三千万作首期基建费用。……筹办期间，一定遇到很多困难，希望你不要碰到困难就泄气，不要性急，即使办得不成功，国家一样感谢你。’”

    中央领导人能如此支持和体谅，陈教授怎能不感动？事实上，提出筹办实验大学的设想后，支持者固然有，但泼冷水者也不少。一位好心的亲友就曾赠陈教授十个字：“即甘冒九死，家国两无益。”这些意见，陈教授不可能不考虑。然而，每当他想到与胡耀邦的一席谈，他就更认定中国在经济开放后，教育也在开放，而实验大学就正是教育开放的一个新的突破。有这样开明的领导人，中国的改革不是很有希望么？陈教授正是看到了这个希望，所以，他愿破釜沉舟，向一切阻力挑战，为中国的教育创一条新路2

    胡耀邦就一篇题为《政支出应首先保证智力投资》的讲稿复信千家驹，赞扬他对国家大事直言不讳的风格。胡耀邦4月29日的复信说：讲稿拜读过了，你这种对国家大事直言不讳的风格是值得提倡的。我已经把这份讲稿转给依林、宋平、丙乾同志，我想他们会认真考虑你的意见。当然，我国教育经费要脐于世界先进之林，大概还得若干年的努力，但我看是大有希望的。

    千家驹讲稿的要点是：我们过去的传统观点和做法是：财政支出首先要保证经济方面的基本建设，把经济建设放在第一位，把教育、科学文化放在第二位，这种做法不能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我们要端正对教育的认识，不能把教育视为纯粹的消费事业，而是一项生产投资。要把教育投资放在第一位，国家财政支出应首先保证智力投资。教育要走在经济建设的前面，而不是跟在它的后面，只有在教育发展的基础上，我国的经济建设才能很快上去。而不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教育事业。

    胡耀邦对查良镛先生说：中央常委中，现在是我和紫阳同志共同主持，重大问题向小平、陈云、先念同志他们请示一下，其余一般的就定了。

    胡耀邦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先生谈到关于接班问题。胡耀邦说，全国干部，包括科技人员、教员、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