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和家信带来了没有。因为军区举办的“英雄事迹展览会”即将开馆展出，梁三喜烈士的照片和遗物都太少，军、师政治部已多次来电话催问此事……

    次日早饭后，我又去看望大娘和玉秀。

    屋内已坐着几位战士和几位班、排长。玉秀去年(七八年)三月间曾来过连队，他们跟她早就认识。

    玉秀显得很是年轻，中上等的个儿，身段很匀称。脸面的确跟靳开来生前说的一样，酷似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扮演春妮的陶玉玲。秀长的眉眼，细白的面皮，要不是挂着哀思和泪痕的话，她一定会给人留下一种特别温柔和恬静的印象。她上身穿件月白布褂，下身是青黑色的布裤，褂边和裤角都用白线镶起边儿，鞋上还裱了两绺白布(后来我才知道，她是按古老的沂蒙风俗，为丈夫服重孝)……

    见我进屋，她站起来点了点头，脸上闪出一丝笑容，算是打招呼。然而，那丝笑就象在暴风雨中开放的鲜花一样，转眼便枯萎了，凋谢了，令人格外伤感。

    大家都默默地抽烟，好象都不知该对烈土的老母和遗妻说啥才好。

    昨天晚上，我已对全连讲过，关于粱三喜留下‘欠帐单”的事，谁要是有意无意地透露给烈士亲属知道，没二话都要受处分！大家含泪拥护我定的“干法令”……

    此时，我琢磨着该怎样把话题引出来。我想应该先向大娘和玉秀介绍连长在战场上的英维壮举，然后再问及照片和家信的事。但一看见床上躺着的那才三个多月的女娃和低头不语的玉秀，我的心就隐隐绞痛。

    如果不是我下到九连搞“曲线调动”，上级派别的指导员来九连的话，粱三喜怎会休不成假啊！那样即使他在战场上牺牲了，他与妻子不也能最后见一面吗？再说，战场上粱三喜如果不是为了救我，他也不会……

    “秀哪，队伍上不是打信说要三喜的照片啥的。”大娘对玉秀说，“你还不赶紧找出来。”

    玉秀忙站起身，从床上拿过个蓝底上印着白点点的布包袱，从衣服里面找出半截旧信封递给我：“指导员，别的没有啥。他就留下过这两张照片。一张是他五岁那年照的，一张是他参军后照的。”

    我接过半截信封，先摸出一张照片，一看是梁三喜的二吋免冠照，这和从他的干部履历表中找到的照片，无疑是一个底版。

    当我取出第二张照片看时，那变得发黄的照片使我一怔：照片上有位三十五、六岁的农家妇女，墨黑的头发，绾着发髻，慈祥的笑脸，健康丰满。在她的怀前，偎依着两个一般大的小男孩。照片上方有行字：大猫小猫和母亲合影留念1953年5月于上海“啊！”我象触了电一样惊叫一声。这照片我不也有一张吗？就夹在我上高小时用的那本相册里……

    我脑子嗡嗡响，转身对着粱大娘：“大娘，这照片上……”

    大娘探过身来，用手指着照片：“这边这个孩子叫大猫，就是俺那三喜。那边那个孩子叫小猫，是队伍上的孩子。这照片，是大娘俺有一年到上海去送小猫时，抱着两个孩子照的……”

    霎时，我觉得眼前一阵发黑，周身象处在飘悠悠的云端里！呵，命运之神，你安排过芸芸众生多少幕悲欢离合啊……

    在我十几岁之前，妈妈不止一次对我讲过：那是一九四七年夏，国民党向山东沂蒙山区发动了重点进攻。孟良崮战役之后，为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我主力部队外线出击去了。

    这时，我出生了。妈妈生下我第三天，便患了“摆子病”(沂蒙土话：即疟疾)，一点奶水也没有。我饿得哇哇直哭。地方政府派人把妈妈和我送到蒙山①脚下的一个山村里。村中有位妇救会长，是当时鲁中军区的“支前模范”。她也生了个小男孩，那男孩比我大十天。就这样，那位妇救会长用两个xx头喂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