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说，洪洞祖槐的根须很长很长，不仅蔓延中华大地，而且绵连外洋异域，足可绕地球九匝，随卫星上天……

    最早发现古槐有着神奇凝聚力的是洪洞贾村人景大启。清末，景大启在山东曹州任散厅官吏，景善交游，聊城、济南均相稔熟，所到之处，上至官吏下至平民，当知景是洪洞人时，便让梨推枣，斯抬斯敬，三茶六饭，洁樽款待。是时，洪洞人刘广林在山东长山任官吏，也深感移民后代对古槐的一往情深。景、刘相商，起议筹建古槐遗址，很快在曹州和长山募得纹银三百九十余两，寄回洪洞托人筹建。这便有了可供寻根人前来凭吊的刻有“古大槐树处”的碑亭一座，也有了供游子品茗怀乡的茶室三间。

    恰在这时，又发生古槐庇荫洪洞百姓的事件，顿使洪洞黎庶对古槐遗址奉若神明。辛亥革命爆发后，赵城县人张煌率兵杀死了山西巡抚陆钟琦，接着袁世凯派新巡抚张锡銮率卢永祥部，进逼山西革命军。卢率军沿古驿道南下进攻临汾，所到之处，烧杀掳掠，张煌故里赵城县受害最甚。赵城名士张瑞玑上书袁世凯及新巡抚张锡銮时，叙述了卢军的残暴：“无贫富贵贱，一律被抢，不余一家，不遗一物，冰雹猛雨，无比遍及……三日后，终载而南去也，车四百辆，骆驼三百头，马数千蹄，负包担囊，相属于道……”卢军洗劫后的赵城，“城无市，邻无炊烟，鸡犬无声，家无门户窗，籍笥无遗缕，盘盖无完缶，书籍图画无整幅，墙壁倾圮，地深三尺……”卢率军进入洪洞，仍下达“半天不点名”之令，暗示仍可抢掠。然军中士卒来到古槐碑亭前，便下马罗拜，长跪不起，并将一路抢掳之财供于“二代古槐”树下。原来卢军士卒多为冀鲁豫籍，这些古槐移民的后代互相叮嘱，古槐树下如再行伤天害理之事，愧对祖宗。士卒中的他籍人，见军中槐裔势众，也不敢造次……乡土情结真是一种连哲人也难剖析的复杂情感。此刻，这些野蛮的生命，竟在乡土面前收敛起荒唐的灵魂，乡土唤醒了他们并没有泯灭殆尽的良知！

    故土如同胎记，深嵌在国人的肌肤上。故里与游子，往往如同洪洞霍山上那与山体相连的山岩，不管光阴之波如何强劲，总也不能将故乡从游子记忆的深土中拔掉。大槐移民已逾六百载，当初的移民及其后代，早已有了他们的第二、第三乃至更多更多的故乡。虽然大槐移民的哭声早已云散，眼泪也早已化做新的悲欢，但大槐移民历史记忆的磷光，仍穿越悠邈的时间，在辽阔的空间里忽明忽灭地闪烁。

    民国时，景大启募银建起的古槐遗址，因兵荒马乱烟火稀少。解放后，当地政府在这里建一烈士祠堂，与古槐碑亭望衡对宇。烈士为国捐躯，理应受到后人瞻仰。洪洞多锦山绣水，英灵应择一幽雅处安息。将祖槐魂魄与近代英灵同置一处，在长幼有序的国度里，祖槐和英灵会两不相安；让香火与花圈并存，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上倒置和错乱。“文革”中，造反派虽慑于洪洞百姓对古槐的敬奉，未敢将古槐碑亭砸掉，但“认宗续谱”却被当做“四旧”，狂遭口诛笔伐。古槐遗址真正受到重视，是近20年来的事情。

    王德贵、刘郁瑞两位“文化书记”向我讲述了辟建大槐树公园的情景。

    70年代末，王德贵赴无锡参加一次全国性的乡镇企业会议，当他自报家门来自临汾时，无锡人的表情如常；可当他说到自己是洪洞县委书记时，接待人员的眼睛里顿时透出热情神色，因他们多为古槐后裔，王德贵遂受到清末人景大启在山东曹州为吏时的礼遇。与会者不少也是槐裔，纷纷叩门而进，共话桑梓之情。“反右”、“四清”、“文革”，人际关系曾像那时的社论一样，硬硬邦邦，冰冰凉凉。当社会顺乎历史走向，步入正常轨道时，囚禁多年的大槐情愫，必会重发新枝重绽新蕾……

    回到洪洞，王德贵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与刘郁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