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爱河饮尽犹饥渴”的天性，决定了爱情是个答案无穷、永存歧义的课题。

    经典爱情的画幅深藏在艺术王国的宝库里，林林总总，灿若云锦，但这些画幅只能在人类向往美的心匣里蓄放，在现实社会里很难觅到它的倩影。艺术本是痛苦的产物，经典爱情无不是人们在不断地痛定思痛之后，用理想的丝线编织的爱的霞缎。

    王实甫的《西厢记》亦然。

    不朽的作品，常常缘自幻灭。不朽作品撼动人心的程度，往往与那个时代幻灭的程度成正比。

    “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蒙元统治者统一中国后，华夏史页上曾出现过最令人难以卒读的章节。蒙元王朝将国人分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看来，将知识分子划为“臭老九”并不是“文革”的发明，其“专利权”当属蒙元统治者。元时，儒生学子的地位之卑贱，几与乞丐等同。加之元代在八十余年里中止了科举制度，堵塞了知识分子唯一通往仕途的道路，大多数知识分子只能在社会最底层呻吟挣扎。正直的知识分子，大都具有良知，良知是人类心灵中最为宝贵的珍珠。毁灭物的珍珠还称不上幻灭，粉碎心的珍珠才是一个时代最大的悲惨。当知识备受轻贱和凌辱时，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比芸芸众生有着更多的焦虑和痛苦。当良知的光明被恶魔扑灭，当良知的伤痕连上帝也无法医治时，受压抑的良知往往会驱使着诗人去呼唤，差遣着词家去抒发……

    永济一带大量的文化遗存证明，发生在普救寺里的崔张恋情故事，是有其生活原型的。最早将这故事形诸文字的是中唐与白居易齐名的大大诗人元稹写下的《会真记》。时隔不久，元稹的文友李绅又将这传奇故事写成诗体的《莺莺歌》。无论是《会真记》还是《莺莺歌》，都将张生描写为始乱终弃的薄情文人，绝代佳人莺莺都落了个“为郎憔悴却羞郎”的悲剧下场。北宋诗人秦观、毛滂都写过《调笑转踏·莺莺》，痴情的莺莺也是落了个“薄情年少如飞絮，梦逐玉环西去的结局。

    男女恋情的凄婉悲剧，更能揭示人的本性，使人清醒地看到人性中“魔鬼”的一面。细检经典爱情的版本，悲剧结局居多。这其中，既有社会因素酿成，亦有人性弱点使然。遥想一代俊逸司马相如，在抚琴高吟《凤求凰》时，他爱卓文君的情感是何等炽热、何等奔放、何等癫狂，然司马氏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后，又犯了人类那喜新厌旧的古老的错误，徒令卓文君当头泣歌《白头吟》……

    王实甫写《西厢记》时，并没有在前代文豪设下的路标前停步，他在金人董解元之《西厢记诸宫调》已把悲剧改为大团圆结局的基础上，又将崔张的恋情故事进行了高度升华，在大大强化崔张以人性殊死对抗封建礼教的描写中，把笔锋直刺整个社会。元代是一个吞咽着宇宙间一切天光的历史大黑洞，在那惊人的黑暗里，魑魅翩翩，怨鬼啾啾，官、吏、僧、道，酒地花天，工、农、儒、丐，猪生狗活，整个社会都在做着死之梦。面对这个黑洞，王实甫将自己的心光、胆光与灵魂之光化作希望的火焰，在无尽的黑暗里翔舞……

    文有鼓点，教人心颤；诗有佳句，令人眼新。我在读《西厢记》时，常常惊诧：在心灵的珍珠被一个社会碾成齑粉时，王实甫怎会写出恁多大珠小珠落玉盘般的珠圆玉润的文字？

    元代社会虽然黑暗，但上苍创造的大自然的原生态并没有遭受多大的破坏。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对古蒲州山川胜景了然于胸的王实甫，该是从那无言的大美里采撷到美的情思的。那九曲风涛的黄河，那蒲津渡凌空飞架的浮桥，给了王实甫海立云垂般的奔放；那凝固在普救寺建筑上的盛唐的最绚丽的色彩，那寺中摇曳多姿的千竿君子竹的青翠，给了王实甫错彩镂金般的典雅；中条山中那锦缎似的清泉碧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