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蟋本是充满稚趣童兴、老少咸宜的游戏。凡是在山野间长大的孩子，哪个不曾留下戏嬉蟋蟀的甜蜜记忆。然而，斗蟋之风的盛行，同畜养蟋蟀一样，并非肇始于茅舍，而是发轫于宫廷。

    宋人顾逢在《负暄杂录》中写道：“斗蛩亦始于天宝年间，长安富人镂象牙为笼而畜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啄。”顾氏之说，仅为一家言，并无史料佐证。在顾氏之前的五代唐废帝时的《天宝开元遗事》中，只记载了唐玄宗时宫女“金笼畜蟀听其鸣”的情景，而只字未提斗蛩之事。况唐开元年间，诗人迭出，灿若星列，人间万象，市井百态，皆在诗家笔下得以淋漓尽致的表述。李隆基有斗鸡之好，不仅史书多有记载，诗仙李白在《古风》中，亦有绘影绘神的描写：“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而当时的民谣，则对宫廷大肆斗鸡引发的社会弊端，作了无情的抨击：“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显然，民谣中的贾家小儿，因驯鸡有方而得皇家垂青，白日升天，骤然暴富。倘若当时玄宗有斗蟋之瘾，史家、诗人、民谣，焉有不记、不吟、不讽之理。

    穴居的蟋蟀，常是昼伏夜出，且只有雄蟋才具有善鸣好斗的习性。雄蟋为争夺住穴和情侣，交斗多发生在夜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人很难窥见。自唐天宝年间之后，忧怨宫女“畜蟋闻声”之风不绝。后人猜度，发现雄蟋善斗的“专利”，大概应属于大内中的宫娥或太监。他(她)们抑或在畜养蟋蟋时，不经意地将两只或多只雄蟋放于一笼，偶然间发现了小虫的斗性。

    争斗是一切生命的本性。文明人类的躯体内，不乏“蛮性”的遗留，人的攻击性可谓根深蒂固。有正义、非正义之分的战争，固然是因政治、经济、信仰、文化等诸多因素所引发的，但人躯体内的雄性荷尔蒙通过战争得到释放，也是当代一些科学家、哲学家经过反复研究得出的结论。小狗小猫刚离母怀，便会追逐扑咬；顽童刚会行走，便无师自通地模仿士兵交战。各种体育比赛，都是“文明战争”的上演。

    观赏自然界的各种生命的争斗，是人的天性使然。

    雄蟋在玩家用芡草的撩拨和引逗下，往往斗性倍发，逞勇显威，极富观赏性和刺激性。

    雄蟋的斗性，由宫人发现并变为一种游戏，很快传播到民间，自是顺理成章之事。

    凭藉正史之所记，野史之所载，诗文之所叙，乃至今人从宋．墓中发掘出的斗蟋用的过笼，我们便可清楚地知晓，斗蟋之风盛行于南宋。

    其时，最大的蟋蟀玩家，当属奸相贾似道。

    贾似道的姐姐乃宋理宗最宠爱的贵妃。身为国舅的贾似道飞扬跋扈，权倾朝野。当时，贾既是右丞相又兼枢密使(宋军最高统帅)，但贾胆小如鼠，从不亲临战场。宋度宗时，贾既是宰相，又是太师。度宗昏庸无能，只知享乐，将朝中大小政务皆委于贾，赵家的天下实则成了贾家的江山。贾似道声色利货，无一不好。度宗赐与贾似道的府第，位于杭州葛岭(今西湖边新新饭店处)，名曰半闲堂。半闲堂倚湖傍山，岚影沉浮，府中楼台亭榭，廊腰缦回，中有一“多宝阁”，内藏贾从全国各地搜刮的宝玩，其数量之多之珍贵，远远超过朝廷。贾从宫中、民间、青楼乃至尼庵，广采美女，充斥后庭，日夜淫乱。这奸相最大的嗜好是斗蟋作乐。每届秋时，贾与群妾踞地斗蟋，外人皆不敢抵近或窥视半闲堂。某日，贾一妾之兄来府探妹，被斗蟋正迷的贾似道瞥见，一怒之下着人将其妾兄投入火中烧死……这畏敌如虎的佞臣，却将小虫相斗戏称为“军国大事”，乃至元军兵围襄阳，朝廷岌岌可危，他都充耳不闻……

    如果说见于《宋史·贾似道传》中的这些史实，足令读史人声罪致讨，那么野史中关于贾似道养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