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场人类文化史上罕见的大毁灭中，关帝庙侥幸逃脱浩劫而“硕果仅存”，武圣关羽也未像孔老夫子那样，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进行“缺席审判”、狂遭口诛笔伐，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为奇特的“文革”现象。对此，当今的文化人会有各自的“哥德巴赫猜想”式的推理和演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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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人心目中的关公，既是真实的又是艺术的还是神化了的一尊复合型的道德雕塑。除却农耕社会中人们对这尊道德雕塑神化和迷信的成分外，关公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品格。关公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深厚积淀，早已凝结在华夏历史与文明的骨髓中，流淌在炎黄子孙的血脉里。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文化专制的刽子手们，可以让文人“挂笔”，令歌者“封喉”，可以冻结精神原野里的全部耕耘，但他们手中的屠刀，却绝不可能将国人代代薪尽火传所凝炼成的道德与文化的链环，全部斩断。

    在不断变化的人类社会，人格是一个永远不变的定式。由个人一系品行和操守构建成的“人格长城”，是黑风吹也吹不倒、浊浪冲也冲不毁的。关羽的高尚人格，虽在陈寿《三国志》中有所记述；虽在罗贯中《三国演义》及元明清大量戏曲中，有着多侧面多角度的刻画；虽还在三国以后历代诗家那汗牛充栋的诗词歌赋及楹联中，极受赞誉，但在旧中国文人雅士和平民百姓看来，对关羽这尊雕像的塑造，仍有阙如。

    昔年，国人心目中的圣人和君子，应立身、立业、立德、立言。前“三立”关羽自具之，而“立言”在武将关羽身上，却是“一大空白”。宋明清以来的文人，对关圣“立言事”，可谓费尽心思，绞尽脑汁。

    以梅兰松竹喻人格，向为中国文人的笔墨传统，那就让武圣画画竹子。画竹亦有雅俗之别，那就让武圣画风竹雨竹；画风雨竹亦有轩轾之分，那就让关夫子的风雨竹以“竹叶组字成诗”。这样，不仅可使武圣的所画之竹标新立异，亦可让关夫子跻身诗家行列。关夫子《风竹图》日：“不谢东君意，丹青独立名。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雨竹图》云：“大业修不然，鼎足势如许。英雄泪难禁，点点枝头雨。”据《关圣帝君圣迹图志》中载，关圣竹诗石刻，于明宣德年间，在徐州创铁佛寺地下挖得。至今，关羽竹诗碑刻在运城、荆州及山东的肥城均有遗存。关羽“风雨竹画”的来历虽众说纷纭，但1980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发行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中，还是将关羽作为中国竹画的鼻祖收录进去。

    山西运城博物馆藏有关羽的十二字篆书石碑四块。古碑上书有：“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关羽何时又成为书法家的，正史无记载。但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却对十二字篆书为关圣所书深信不疑，并赋《篆迹赞》诗四首，对“关圣语录”，极力推许。据传，这四句话是关羽写给儿子关平的。今天读来，人们会觉得，这与我们的开国领袖勉励青年人时的题词，异曲同工。

    中国历史上的圣人，似乎只有在哲学上有所建树，方可传之久深。周公制作礼乐，建立典章，孔子作《春秋》，述《论语》；老子有含宏万汇的五千言《道德经》，庄子有汪洋恣肆的《秋水》、《马蹄》、《逍遥游》……武圣关羽在理论上也应有自己的套数，方能昭彰后世，泽被万民。宋明清以来，伪托关公的著述，堪称累累若若。流传最广泛的有《关帝永命真经》、《忠义经十八章》等，这些或三言或四言或七言、合辙押韵、便于流传的著述，涉及国家与社会、公德与人格，是包罗万象的人生与道德的宣言。现在读来，除却其中因果报应的迷信成分、三纲五常的封建糟粕，简直可以成为当今社会公德、做人准则的普及读物。

    一国之命如一人之命。一人之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