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老先生在班主任的办公室给我们讲课，书法小组加上新参加的我和黄效愚，也就八九个人。因为此前已见过这位老先生，我和黄效愚兴致勃勃，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他也对着我们望，有些不太明白的样子，大约是已想不起我们是谁。朱越找了个脏兮兮的杯子，替邵老先生倒了杯白开水，班主任一边让他喝水，一边为我们解释，为什么要请这位老先生过来，让老先生给大家讲讲课，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好处。

    时隔多年，已记不清楚邵老先生说了些什么，都是些简单浅显的道理，因为简单浅显，反而弄得我们头昏脑涨。笔应该怎么拿，不应该怎么拿，他的口齿不是很清楚，很重的湖南口音，一次次做示范。从一开始，我就被相互矛盾的说法搞糊涂了。一会这么说，一会那么说，一会说笔要抓紧，一会又说绝不能死死地捏住。反正怎么说都有道理，怎么说都对。邵老先生说有人把笔抓得很死，像根棍子绑在手上，按道理这样写不好字，可是最后还是成了大书法家。有人一边写，一边捻手指，笔杆不停地在转，也一样写出了非常好的字。

    邵老先生的字究竟有多好，我是外行，说不清楚。南京这地方藏龙卧虎，能写一手好字的人向来有很多，公认的大家也有好几位。多少年以后，因为常在文化界混，我有机会遇到一些著名的书法家，问起邵老先生的字，通常的回答都是还可以。还可以往往是一种十分暧昧的说法，有时候，说了等于没说。很显然，书法界的很多人对邵老先生根本不了解，按照流行的评判标准，他既不是中国书协会员，也不是江苏书协会员，更没出过作品集，因此能不能算书法家，还得打上一个问号。据说他生前曾参加过南京书协的活动，也曾有意想加入协会成为会员。好像还填了表，后来也不知什么原因，不了了之。

    邵老先生有时还会有人提起，甚至被抬到非常高的地位，不外乎两个原因。首先是藏丽花的外公，水涨船高，外孙女成了有全国影响的书法家，启蒙老师自然不该是等闲之辈。在藏丽花的履历上，很清晰地写着幼承家传，这个家传不会是空穴来风，研究者总得找点说法，既然她的字获得了很大声誉，邵老先生自然而然就应该是书坛名宿。

    其次邵老先生有着很不一般的过去，他出生在官宦人家，旧学的功底十分了得。年轻时曾经从过政，虽然没当过什么特别大的官，却在各种政治集团里厮混，见多识广。邵老先生最被后人诟病的，是曾在汪伪政府里任过职，所谓当过汉奸。在老派的人看来，字如其人，有了这种不光彩经历，他的字当然不可能得到推崇。据熟悉藏丽花的人介绍，所谓幼承家传，也是后来的说法，事实上，在相当长时间里，藏丽花并不承认自己的师承与邵老先生有太大关系。在介绍自己时，她常常说跟谁学过字，是谁的关门弟子，总是羞于提到自己外公。

    直到有一天，研究者发现邵老先生生前曾与南京几位大名鼎鼎的书法家有过来往，譬如林散之先生，譬如高二适先生，这两位是南京书坛公认的前辈大家，后人在研究时发现，他们对邵老先生十分推崇。还有一位女书法家萧娴老太太。她与邵老先生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很长一段时间，藏丽花完全走了萧娴的路子，非北碑不碰，非《石门铭》、《石门颂》、《石鼓文》不写。早在民国时期，邵老先生就与萧娴的丈夫江达共过事，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是志同道合。有一段时候，他们还做过邻居，都住在玄武湖边上。

    隔些日子，邵老先生就会来我们学校，看看书法小组的作业。因为朱越的缘故，虽然对书法毫无兴趣，我一直硬头皮跟着混，有一张无一张地乱写。书法小组的人数逐渐增多，在班主任的鼓吹下，其他班级的同学也纷纷加入。很快办公室已经嫌小，讲座干脆移到了教室。刚开始，同学们的字都惨不忍睹，好坏也没什么区别，渐渐就看出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