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来行事。一个显著的实例，就是在纳粹主义胜利时候的德国工人运动。在希特勒当权之前，大多数的德国工人都拥护社会党或共产党，并且信仰这些政党的观念；当时，这些观念广受工人阶级的拥护。然而，这些观念在他们心目中的分量，并不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当危急发生时，多数支持左派政党的人，已准备打退堂鼓了。对德国工人人格结构仔细分析之后，就可以发现一个原因，来解释这个现象（当然。原因不只这一个而已。）大多数的德国工人的人格形态，都具有服从权力的人格的特性。由于他们有这种人格结构，所以，社会主义之强调个人独立、不强调权威，强调团结，不强调个人遁世隐居，都不是德国工人真正想要的。要激进份子领袖所犯的一个错误是，根据他们的观念受欢迎的程度，来估量他们政党的实力，而忽视了这些观念在工人心目中所实际占的分量。

    相反地，我们对清教教义和加尔文教义所作的分析则显示出，在新教的信徒中，这些观念是有力的力量，因为这些观念对那些信徒的人格结构中，所具有的需要及焦虑，是有吸引力的。换句话说，惟有当观念能解决一个指定社会人格中所表现出的某些特别需要时，这些观念才能成为有力的力量。

    人的人格结构，不但可以左右思想和感觉，而且也可以左右人的行为。弗洛伊德的成就，就是指示出这一点，固然他言及此事的理论结构是不正确的。在精神病患者的病例中，很明显的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人格结构的主要趋势，决定了他的行为。一个人不能自禁地去数窗户，或人行道上的石块，他的这种行为是深植在强迫性人格中的某种冲动。可是一个正常人的行为，则显然是受理性考虑，及实际需要来决定的。然而，由于有了心理分析学家所提供的新的观察工具，我可以发现，所谓理性行为，也多由人格结构来决定的，在我们讨论工作对现代人所表现的意义时，我们曾举例说明这一点。我们发现，迫切想要不眠不休地工作的欲望，是出于孤独和焦虑，这种不得不去工作的强制性，和其它文化中的对工作的态度，是不相同的，在其它文化中的人，是出于需要才工作的，他们并没有受到额外力量的驱策，而这种额外力量，就是我们的人格结构中所具有的。由于现在的所有正常的人，都几乎具有这种想要工作的冲动性，而且由于如果他们想要活下去，就必须拼命工作，所以我们很容易地忽略了这种非理性的现象。

    现在，我们要想知道，人格对个人和对社会，有些什么作用？就对个人的作用而言，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到人格的作用。如果一个人的人格是与社会人格一致的，那么，他的人格中的一些主要驱策力，可带领着他，依照他的文化的特殊社会环境，做应该而必要的事情。比如说，他有一种迫切想要储蓄节省的驱策力，那么，这种驱策力将会对他很有帮助的。人格特点除了具有此种经济功能外，还具有一种纯属心理上的功能，而这种功能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喜欢节省金钱的人，由于可以做他心里喜欢做的事，因此在心理上，也获得很大的满足。其理由是，当他节省金钱时，他不仅实际地得到好处，而且在心理上，也觉得满足了。一个人不仅由于他的行为符合其人格结构的需要，而会感到心理上的满足。同时，如果他所听到的，看到的，能符合其人格结构的需要，他也同样地会感到心理上的满足。终而言之，对一个正常人而言，人格的主观功能就是：引导他从事他自己认为实际上需要做的事精，并且由于他做了这些事，使他在心理上得到满足。

    在社会的过程中，如果我们从社会人格功能的观点，来看社会功能，那么，我们必须说明，藉着使自己能适应社会，一个人发展出种种的特性，这些特性使他想要做他必须做的事情。在一个指定的社会中，如果大多数人的人格——亦即是社会人格——也是这样地适合每个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