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治理，是由于统治者喜欢有所作为，因此难以治理。

    人民轻易赴死，是由于统治者生活奉养丰厚，因此轻易赴死。

    民之饥、难治、轻死，一层比一层严重，而每一层的现象都是居于上位的统治者造成的。首先，统治者抽税太重，人民穷困饥饿。西方先进国家动辄抽税三四成，但是他们的社会福利做得不错，百姓想通了也愿意配合。最怕是横征暴敛过后，又不管百姓死活。而这正是老子时代的真实处境。其次，统治者有所作为，人民不堪其扰，从消极抵抗到积极反抗，结果则是难治。什么是有所作为？筑长城、修运河、盖宫殿。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老百姓不堪重负，当然很难治理。最后，统治者生活奢侈，锦衣玉食，把民脂民膏都刮尽了，百姓所剩无几，还活着干什么？

    自古以来，许多文人诗词描写“伤农家”，替老百姓难过。他们一辈子辛辛苦苦，还是不得温饱，就是因为上头层层收税，统治者作威作福。明末清初哲学家黄宗羲所写的《明夷待访录》清楚指出，整个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害虫，就是帝王制度，可惜当时少有人发觉此一思想的重要性。“明夷”是《易经》第三十六卦“地火明夷”，地在上而火在下，代表天色黑暗，光明被压制住，天下大乱；“待访”是等待人们了解。

    黄宗羲的观察很正确，中国历史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皇帝。一开始，天子是没有人愿意当的，像尧、舜、禹，都是禅让。大禹八年在外，三过家门而不入，“腓无胈，胫无毛”，大腿没肉，小腿无毛。为什么？替百姓服务，治水治得太辛苦了。后来，慢慢越往后发展，帝王越养尊处优，不可能再像尧、舜、禹那样为百姓着想了，所想的都是怎么“利吾国”，怎么掌握权力。像孟子去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你对我们梁国有什么好处呢？孟子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意即大王你何必跟我言利呢，我们只要靠仁义就够了。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只想着“利”，“上下交争利”，天下一定大乱。反之，大家都讲仁义，尤其君主要讲仁义，要行为端正，以身作则，天下才能和谐。可惜儒家的“仁政”，几千年来一直只是束之高阁的理想而已，阳儒阴法，外儒内法，自从法家出现以后，就抓住了人性的弱点，倡导尊君卑臣。要让大家都快乐不太可能，但是要让一个人快乐却很容易，亦即天下老百姓出钱出力让帝王一人享受，让他一人掌握权力，老百姓只能做牛做马，供养皇帝和朝廷大小百官，经过层层盘剥，犹如一头牛被扒了几层皮一样。

    而读书人自小虽熟读圣贤经典，应试中第而入朝为官，却发现遵循圣人之道来教化百姓没有前途，必须同流合污才有前途，只得接受了这个游戏规则，逐渐腐化。有的老老实实为百姓服务的清官如海瑞，反倒落了个罢官的下场。于是，几千年下来，百姓大多在受苦受难，最后只好藉佛教来寻求心灵安慰。中国汉代之后的社会，就是靠着佛教的力量，让百姓学会接受与认命。印度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的种姓制度把人一生下来就分为四等，一辈子也不能翻身，只好从宗教中找到超越生死、烦恼的力量。

    老子的理想是“圣人统治者”，统治者因为领悟了“道”，依据“道”来治理百姓，就不会出问题。不过，这一想法犹如柏拉图所谓的“哲学家君王”——统治者既是哲学家又是君王，二者在现实世界中恐怕都难以实现，所以才会出现“民不畏死”“民之轻死”的现象，这都与当时统治者的作为有关。最后，老子说，人的生死是由自然法则决定的，犹如自然的行刑官；每一个人都有天赋的寿命，该活几岁，就活几岁，这叫“常有司杀者杀”。“司杀者”就是自然的力量。而统治者如果想借口要替天来杀老百姓——所谓“代司杀者杀”，这就等于代替大木匠来砍木头一样，反而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