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越会这样。

    在一次次的精神挣扎中，最终战胜的，总是关于生命价值的思考。他知道，那个时代由于大家把死看得过于平常，因此爽然求死虽然容易却似九牛失其一毛，或似蝼蚁淹于滴水，实在不值一提。相比之下，只有做了一些有价值的事情之后再死，才大不一样。正是想到这里，他说了一句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在他心中，真正重于泰山的便是《史记》。他屈辱地活着，就是要缔造和承载这种重量。

    人的低头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真正的屈服，一种是正在试练着扛起泰山的姿态，但看起来也像是屈服。

    司马迁大概是在四十六岁那年完成《史记》的。据王国维考证，最后一篇是《匈奴列传》，那是公元前九十年写就的。

    我们记得，司马迁遭祸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为李陵辩护时有可能“影射”了汉武帝所呵护的将军李广利不得力。就在公元前九十年，李广利自己也向匈奴投降了。司马迁把这件事平静地写进了《匈奴列传》，他觉得，一个与自己有关的悬念落地了，他已经可以停笔。

    这之后，再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他到底活了多久，又是怎么逝世的，逝世在何处，都不清楚。

    有学者从卫宏的《汉书旧仪》、葛洪的《西京杂记》和桓宽的《盐铁论》等著作中的某些说法判断，司马迁最后还是因为老有怨言而下狱被杀。但在我看来，这些材料过于简约和暧昧，尚不足凭信。当然，简约和暧昧也可能是出于一种仁慈，不愿意让人们领受司马迁的二度悲哀。

    他，就这样无声无息、无影无踪地消失了。

    他写了那么多历史人物的精彩故事，自己的故事却没有结尾。

    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大结尾。他知道有了《史记》，不需要再安排一个终结仪式。

    他知道只要历史还没有终结，《史记》和他都终结不了。

    六

    文章已经可以结束。忽然又想到一层意思，再拖拉几句。

    多年来我一直被问写作散文受谁的影响最深，我曾经如实地回答是“司马迁”，立即被提问者认为是无厘头式的幽默。

    “我们问的是散文啊，您怎么拉出来一个古代的历史学家？”

    我不知如何解释，后来遇到同样的问题也就不作回答了。

    年岁越长，披阅越多，如果自问最倾心哪位散文家，我的答案依然没变。

    散文什么都可以写，但最高境界一定与历史有关。这是因为，历史本身太像散文了，不能不使真正的散文家怦然心动。

    历史没有韵脚，没有虚构，没有开头和结尾；但是历史有气象，有情节，有收纵，有因果，有大量需要边走边叹、夹叙夹议的自由空间，有无数不必刻意串络却总在四处闪烁的明亮碎片，这不是散文是什么？而且也只能是散文，不是话本，不是传奇，不是策论，不是杂剧。

    既然历史本是如此，司马迁也就找到了写史的最佳方式。他一径以第三人称的叙述主体从容地说着，却与一般历史著作的冷若冰霜不同。他说得那么富有表情，有时赞赏，有时倾心，有时怀念，有时祭奠，有时愤怒，有时讥讽，有时鄙视。但这一切，都只是隐约在他的眉眼唇齿间，而没有改变叙述基调的连贯性。

    有时，他的叙述中出现了较完整的情节，有人物，有性格，有细节，有口气，有环境，像一则则话本小说。但是，他绝不满足于人们对故事情节的世俗期待，绝不沦入说唱文学的眉飞色舞，叙述的步履依然经天纬地，绝无丝毫哗众取宠之嫌。

    有时他不得不评论了，除了每篇最后的“太史公曰”，也会在叙述半道上拍案指点，却又点到为止、继续说事。事有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