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喟叹。

    中国近代人文知识分子还有一种令人吃惊的常见病，那就是习惯于作“逆向扮演”。他们把古代哲学中相反相成的涡旋模式用到了油滑的机巧层面，往往用极端的方式扮演各种角色，又轻易地滑到另一极端，还是在扮演。例如，不少沉溺“国学”极深的人，可以在国运危殆之时轻易弃“国”，成为汉奸，像罗振玉、郑孝胥、周作人、梁鸿志、胡兰成等等都是如此。后来，那些在极左时期制造灾难的文人，转眼也会变成追查灾难的“斗士”，两头都扮演得慷慨激昂。直到今天，不少在传媒上最具攻击性的文人仍然喜欢“逆向扮演”，完全不在乎言行不一、内外分裂、前后矛盾。这种情况，在国际知识界很难找到可类比的群体，当然，也严重贬低了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整体形象。

    为什么会这样？历史证明，有两种源远流长的文化症候，塑造了负面的集体人格。一为科举症候群，二为小人症候群。它们都是正面文化的连带物，很难彻底割断，因此一直影响到现代，成为中国文化的障碍，中国文脉的天敌。因此，我不能不用《十万进士》、《大地小人》两篇长文来细加论述，作为本书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