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解决了，感恩不尽。当然您也可能贵人多忘事，不帮我的忙，那么说老实话，我既已及第，朝廷官职的升迁难以预料，说不定哪一天我出其不意地与您一起并肩台阁，共处高位，到那时我会侧过头来看您一眼，你自然会深深后悔，向我道歉。请放心，我会给您好脸色看的。

    这封无赖气十足的信，可以作为变态心理学研究的素材。但我更看重它隐藏在文词后面的社会普遍性。

    当年得中的士子们如果有机会读到王泠然的这封信，也许会指责他的狂诞。但就他们的内心而言，王泠然未必孤独。

    五

    面对着上述种种悲剧和滑稽，我们不能不说：由一代又一代中国古代政治家们好不容易构想出来的科举制度，由于展开方式的严重失度，从一开始就造成了社会心理的恶果。

    这种恶果比其他恶果更关及民族的命运，因为这里包含着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急剧退化。

    科举制度实行之后，中国的任何一个男孩子从发蒙识字开始就知道要把科举考试当做自己的人生目标。一种在唐代就开始流行的说法叫“五十少进士”，意思是五十岁考上进士还算年轻，可见很多知识分子对科举的投入是终身性的。这样的投入所产生的人格恶果，不仅波及广远，而且代代相传。

    科举像一面巨大的筛子，本想用力地颠簸几下，在一大堆颗粒间筛选良种，可是实在颠簸得太狠太久，把一切上筛的种子全给颠蔫了，颠坏了。

    科举像一个精致的闸口，本想会聚散逸各处的溪流，可是坡度挖得过于险峻，把一切水流都翻卷得又浑又脏。

    在我看来，科举制度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理痼疾和人格遗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伺机心理。

    科举制度给中国读书人悬示了一个既远又近的诱惑，多数人都不情愿完全放弃那个显然是被放大了的机会。机会究竟何时来到，无法预卜，唯一能做的是伺机以待。等待期间可以苦打苦熬、卑以自牧，心中想的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历来有这种心理的人，总被社会各方称赞为“胸有大志”。因此，这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伺机心理也可称作“翻身心理”。本来，以奋斗求成功，无可非议，但中国书生的奋斗不满足自然渐进，而是企盼一朝发迹。成败贵贱切割成黑白两大块，切割线前后双重失态。

    他们有世界上最惊人的气量和耐心，可以承受最难堪的困厄和屈辱，因为他们知道，迷迷茫茫的远处，会有一个机会。然而，机会只是机会，不存在合理的价值选择，不存在人生的终极关怀。所以，即便在气量和耐心背后，也隐潜着自私和虚伪。

    气量和耐心也会碰撞到无法容忍的边界，他们就发牢骚、吐怨言，但大抵不会明确抗争，因为他们明白只有把一切不满上升到官方竞争才高度有效。于是中国书生也就习惯了这种怪异的平衡：愤世嫉俗而又宣布与世无争，安贫乐道而又天天都在嫉恨。从总体而言他们的人生状态都不大好，无论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他们缺少透彻的思维，独立的坚守，无私的奉献，响亮的馈赠。他们的生活旋律比较单一：在隐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隐忍。

    其二，骑墙态势。

    科举制度使多数中国读书人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间的骑墙派，两头都有瓜葛，两头都有期许，但两头都不着落，两头都不诚实。

    科举选拔的是行政官员，前不久还是困居穷巷、成日苦吟的书生，包括那位除夕之夜误入宫廷演了通宵傩戏的老人，一旦及第授官之后便能处置行政、裁断诉讼？便能调停钱粮、管束赋税？即便留在中央机关参与文化行政，难道也已具备协调功夫、组织能力？是的，一切都可原谅，他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