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其罪恶累累，或曰其义薄云天，至今在“好人圈”里难以定评。不过，“小混蛋”影响有限，因为他在“文革”还如火如荼的时代就死于一次震动京师的斗殴，而且死得十分惨烈，至今在“坏人圈”里提起“小混蛋”的死，仍然少不了人竖一下大拇指。而“双桥老流氓”则如同不死怪物一样始终隐藏在人们记忆的阴影中，在这个团伙活动最猖獗的时候，通县、朝阳的工人都不肯上夜班，要在家守护媳妇孩子。听说这个团伙先后作下两百多起强xx抢劫案，影响之恶劣不言而喻。既然说到北京警察有秦琼卖马的时候，那，这个案子，应该算吧。

    老孙抽着烟听我说这个案子，最后说，成啊，还有人记得这个案子呢，都快30年了，我以为早就让人给忘了呢。你说的，还真有几分对得上。不过，你说的有两处不正确。

    “哪两处？”我问。

    “第一处，‘双桥老流氓’强xx抢劫连环案，一共三百八十起，每起受害者少则一人，多则五人，并不是两百余起。第二处，‘老流氓’不是一个团伙，其实，这所有的案子，作案者都是一个人……”

    “什么？！一个人做了三百八十起强xx案？这怎么可能？”

    老孙苦笑一声说，你觉得邪吧？我也觉得邪。其实，这案子还有一个代号，叫“十八里店飞毛腿”，因为它最早发案的地方，在朝阳区十八里店，作案的那小子，我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就叫“飞毛腿”。

    一个人，做了三百八十起强xx案。我觉得邪，老刑警孙队也觉得邪。但是没办法，事实如此。对这个曾让京城捕头们困扰了十年的奇特案犯，老孙给了一句评价：“他的想法，从来没跟我们一样过。”这大概也是抓捕“飞毛腿”最让警察们头疼的地方了。

    实际上，因为这个案子前后牵涉太广，除了老孙提供的材料，我特意和其他警界人员进行了核对和交流，以保证其内容的可信。比如，我曾和一位已经退休的老警务人员问起，这三百八十起案子，是否都是他一个人做的，会不会有别人的案子混在里面。那位同样熟悉此案的老警察很坚决地表示，没错，都是他一个人干的。事实上，“飞毛腿”最后被擒，正是因为警方通过技术手段，已经确认这些案件都是一人所为，所以才能够通过作案手法的比对将其归案。

    这位老警察还谈到了一个细节：在预审的时候，“飞毛腿”居然对三百八十起案件（实际上有些案件如果不是他交代，受害人都没有报案）中每一起的细节记忆清晰，补充了大量警方没掌握的线索，甚至多次和警方斗智斗勇的前后经过都能叙述清楚。起初，有些警察对此感到不可思议，后来才逐渐理解“飞毛腿”的作案，酷似吸毒，从最初的偶尔作案，到后来则变成不能自拔。每次作案对他来说都是生命中最刺激和最有快感的事情，总要反复回味。甚至到不作案，简直就过不下去的地步。人对自己经历的这种极刺激的事情总会记忆特别深刻。你若问他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他也记不住。

    “从哪儿说起呢？”老孙挠挠头，“这案子，最初不是交给我们十三处的，”老孙说，“最开始抓‘老流氓’的抓法很不正规，主力极有时代特色，叫做‘首都工人民兵’，那动作简直跟打个战役似的。”

    工人民兵，最初是我国作为预备役部队建立的准军事部队，跟美国的国民警卫队一个性质，只是人数最多的时候高达两千万，这就没一个国家能比了。在特殊的时代，工人民兵很快从单一的预备役部队变成了万能胶和多面手。搞宣传，派民兵；抓特务，派民兵；来外宾，派民兵；开批斗会，派民兵；连教街道老太太认字，都用过民兵。在“文革”公检法陷入相对混乱的时期，工人民兵在北京更成了类似今天武警的角色，经常被用来应付突发事件和治安恶性事件，虽然装备和训练远不能和正规人员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