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军的思想深处，人也只是一种牲畜。人的高贵，正是因为人具有自我克制欲望的能力，如果这种能力缺失，人未必不会比动物还愚蠢。在青海贵南县的森多草原，巴桑队长告诉杨志军，他的马只吃两寸以上的大草，两寸以下的小草决不吃一口。因为小草根浅，稍微一拽，就会连根拔起。马知道，连根拔起的吃法是断子绝孙的吃法。

    与对人和自然的这种清醒一脉相承的是，杨志军在这部散文集中弥散出的另外一种清醒是对人与信仰的清醒。

    这种清醒的源泉首先来自于杨志军对于神秘主义的体认。在西藏，有他数次想去却无法抵达的冈日波钦，这座藏民心目中的神山，是一座人类精神的理想之山。在青海，杨志军见识过妖媚无限的那棱格勒河，她曾经在一个春天，冲毁军阀马步芳指示修建的公路，将一百多名军人与民夫全部“俘获”，而且剥光了他们的身体，撕开了他们的胸腹，掏走了他们的心脏，掳掠了他们的下身……

    这些体认，让杨志军感受到了信仰的魔力。在体认中，他也逐渐懂得了虔诚的美。于是他开始在作品中赞叹虔诚、书写虔诚。他说道：“人最重要的应该是对生命、对自然怀有一种敬父敬母般的柔情蜜意。一个人，一生所能做的最有价值的，就是虔诚地热恋，包括热恋自然，热恋自己的灵魂。”

    那么，人为什么要虔诚？要对什么虔诚？杨志军由此开始了对信仰魅力的思考。他的看法是，在这片被称为地球第三级的高大陆上，自然的魅力、藏传佛教的魅力、民众信仰的魅力会如此紧密地粘连到一起。原因就是这里是源头，是水的源头，是关于生老病死的思考的源头。

    杨志军说，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信仰的源头、人类最初的宗教模式，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是自然崇拜和神明崇拜的结合，是精神的五体投地和身体的五体投地的结合，是关于灵魂的赞歌和挽歌的结合。

    显而易见，杨志军正是在西部的探寻、游历和膜拜的过程中，认识到了信仰的所在，懂得了信仰的力量。这也是杨志军的写作立场和人生立场变得异常的稳固与坚定的原因。信仰赋予了他操守的界限。他清楚地知道，什么样的人生，什么样的生存形式，是不越界的。所以，他的生活与写作逐渐回归到自然与简单，任俗世当中灯红酒绿，任现实世界欲望飘荡。

    但是，这种高度的自省与界限意识，也给杨志军带来了困境，这种困境之于写作，就是一种过度的透明与清澈；之于现实，就在他在面对人与人的问题时，在面对人的道德前景时，显现出一种哀伤与困惑。

    在反思西部人的道德现实时，杨志军忧愤地写道：当城市里的西部人摩登起来的时候，却失去了人情失去了厚道；当城市外的西部人厚道如故人情如故的时候，又会让人感受到贫穷如故的悲哀。道德的牺牲果真能够换来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社会？文明的高度发达是否能够造成人生和心灵的高度欢喜、肉体和精神的高度幸福？

    事实上，杨志军的这种困惑与某些西方现代经典作家集体性的道德忧患在气质上是相通的。现实的生存境遇，需要人们放弃对忧郁、深刻、厚重的赞美，放弃对历史的迷恋，更不需要那许多载不动的理想主义和对天下苍生的无谓忧患。于是，痛苦与哀愁飘落进了杨志军的字里行间。

    究其原因，也十分简单。其实，杨志军的这种困惑与其个人的道德提升有着很大的关系，自我的警醒与信仰的追寻，已经使他在无意中预设了一个道德标准在那里，他走得越高，他的道德标准就越高，道德的沦落感其实也就越强。而现实中的道德进步，则是随着文明的发展在潜移默化地进行着，它往往与个人的道德进步不同步。这极容易造成一种似乎越穷越有道德的错觉。

    考量蒙昧时代或者贫穷时代的道德是非常简单的，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