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

    回答是：“新规定的。”

    “是新疆的规定，还是你们县上的规定？”

    “不知道。”

    不知道就好，就说明很可能是若羌县的土政策。我们继续走下去，第二天到了且末加油站，加了油，给他们军用油票，他们二话没说，收下了。

    我们庆幸地喘口气，兴高采烈地往前赶，赶了几百公里，到了民丰后，唯一的一家加油站又有了跟若羌加油站一样的口径：“新规定的，地方加油站不收军用油票。”“是你们县上的规定？”

    “这种事情县上怎么能规定？全新疆的规定。”

    红色沙漠王的司机说：“完蛋了，离开青海已经将近两千公里了，到达西藏的狮泉河可能还有三千多公里。”

    怎么办？几个人商量的结果是，再往前走一走，走到于田，要是于田加油站跟民丰一个样，那就只有打道回府了，车上还有一桶自带的汽油，看能不能凑合着跑到青海境内。我们奔向于田。

    真是让人愤怒而又无奈，于田的加油政策和民丰完全一样。我们愣怔在加油站的窗口前，半晌无语。这一刻，我的感觉就像死去活来，活来又要死去一样难受，想喊，想哭，想骂，但最终什么也没做，只是乏力地沉默着。

    司机说：“走吧，又不是不能再来了。下次吧，下次你们准备充分一点，各种困难都考虑到，长途跋涉不容易。”

    冈日波钦，遥遥远远的冈日波钦，就这样，又一次成了我寒凉无声的梦寐，成了我虚旷无影的思念。

    还是司机说得对，又不是不能再来了，下次吧，下次一定把油票的事情解决好。

    返回的路上，我一再地说：“明年，明年我一定要达到目的。”

    司机也说：“要是明年你们还让石油局派车，我一定争取再跟你们出来。”

    我们几个人都说：“那就一言为定。”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遗憾大概就是人说话往往是不算数的，算数的总是一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

    到了第二年，我们的“一言为定”就不知不觉被风吹散了。大家都忙啊忙啊，也不知都忙些什么，忙得都把冈日波钦忘掉了。

    直到四年以后的那个夏天，我去北京办事，事情没办成又匆匆赶回来，突然就觉得该是放弃一切杂事、蠢事、无聊之事的时候了，突然意识到了城市的糟糕也再次意识到了冈日波钦对我的重要，突然就行动起来，到处打电话，到处找人：“去不去？去西藏，去冈日波钦？”

    那一年不知怎么了，居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和我共同行动，也找不到愿意为我派车的单位和愿意给我开车的司机，甚至连我自己的行动也受到了约束，单位上有人对我说：“今年的主要任务就是开会学习，上面要求一个也不能落下，这个阶段你可千万不要离开。”

    我说：“不。”

    可是我毫无办法，我还得听从命运的安排，老老实实呆着。直到有一天，在西藏拉萨武警交通支队工作的大学同学打来电话问候我的情况，我才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一把抓住了一个摆脱约束的机会——我给同学苦涩地说起我想离开城市，想去冈日波钦的事。

    他说：“那有什么难的，你来就是了，只要是在青藏高原，多远我都给你派车，或者我陪你去。”

    我激动地说：“真的？”

    于是我开始请假，一次一次地请，执著得让人讨厌地请，执著了半个月，才批准了半个月。

    我心急意切地上路了，这一次我是先坐火车到达了格尔木，再坐公共汽车前往西藏，八天以后才到达拉萨。拉萨正在下雨。

    下雨的拉萨烟霭蒙蒙，走在街上，甚至都看不到布达拉宫辉煌的金顶，哲蚌寺躲藏在山怀的衣襟里仿佛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