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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男好女
    是明晃晃的秋了。

    东京已经天凉,街头的枫树隐约可见蜂蜜似的泛黄,当我闭上双眼,仿佛已经感受到那一街的枫红将要飘落满地。

    秋天有一种气味,干干的、清淡的、朴质的,那种令人安心的香气,总令嗅觉敏感的自己,打从心底对天地有着虔诚,好像观音娘娘慈眉善目地陪着自己。

    我是在这时候认识你的。

    穿着一件宽大的李维外衣、米白的长裤,爱笑的脸颊有个酒窝,秋天的阳光亮乎乎的,你也是个亮乎乎的漂亮孩子。

    我常和你提到关于拍电影的那一群女子们,还有我如亲人般的天文、侯孝贤导演。

    “我们努拍的戏名叫做《好男好女》哩,”我快乐地对你说,心里恋恋着这个名字。

    好男,好女

    1940年的7月,钟浩东24岁,蒋碧玉19岁。广东的惠阳海岸,刚上岸的他们,还有同行的萧氏夫妇等带着坚强的信念,从台湾投奔大陆,为了追随国民党而加入抗日活动。炎炎的烈阳,钟洁车抹抹开,蒋碧玉望着他略显清瘦的脸,想伸手握他,可是没有。萧大大和她都怀孕了,检查他们的军官边翻看证件边思考着,周围闹呼吁的人多,可是五人都觉得空气意外的沉静。那军官眉一挑,沉沉地说;“谁知道是不是日谍,扣起来。”

    惠阳的海边,烈日里忽然下起了绵绵的太阳雨。

    “好男,好女”你用日语念了一遍,我点点头。青山表参道两旁的树随风摇曳,我们坐在风里,看着装扮新潮人时的日本新新人类阔步向前,名贵的宾士跑车呼啸而过,还有可爱便宜的小马奇牌车子,滚蛋似地滚了过去。我说:“大家都好忙啊。”你温柔地笑说:“大家都要过日子啊。”我睁大眼看着你,心里有着荡漾。

    蒋碧玉认识钟浩东的时候才十六七岁,那时落是个少女护士,钟则因为用功过度而犯了轻微的神经质住院,他们常常在一起说话,那时的钟港东便有强烈的国家意识,他还说他是要革命的人,不能结婚,蒋碧玉总是听着他说,对他宏大的理想,浪漫的祖国意识,都存着模糊的尊敬。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当时除了要对抗日致,中国的内战也如火似地延烧着,终于,钟下定决心要赴中国大陆。于是他问蒋碧玉:‘俄们这次去恐怕要吃苦,也许造性命都有牵连……”活泼天真的蒋碧玉其实心里早已有了执著,他坚定地要为国献力,她坚定地要跟他。

    你常常问我:“你很寂寞是不是?”你看小动物似地拍我的头,我总任性地说:“才不呢,我有什么好寂寞的,那么忙,又那么多人疼我,烦都来不及了……”你还是笑,看穿似地说:“可怜的孩子。”此时我总是一阵心酸,想到过去的种种伤痕,做过傻事的自己,压抑的情感,公众人物的不自由……可是,我说;“真的,都过去了,不会再更苦了,而且你知道吗;从自己决定远离电视等等的伪装后,我快乐多了,尤其现在,因为电影,我认识好多有才华和理想的朋友,我们常常在一起谈挫折,谈快乐。”然后我很严肃地告诉你:“我喜欢电影,因为拍电影的时候,你必须要完全坦诚自己,而在这样赤裸地面对人性之后,你会发现,人真的是战战兢兢而又纯真地在努力向前。”你看着我,在繁闹的街上,我们只有一颗心,一起平稳地跳动。

    1941年,蒋碧玉和同行的萧太太为了继续艰苦的抗战,不得不忍痛将生下的孩子送走。1944年,蒋碧玉又怀孕,当时钟浩东只身前往更险恶的前方,在不能相守相顾的日子,她常读着他的家书,看他飞曳的字,相信着。

    我们才认识不久,你的话不多,你说你喜欢野狗,从小父亲就不在了,只有母亲照顾你,可是你一直不知道母亲的伟大,直到母亲过世。我问:“你知道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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