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今日复生，我第一件急于和他辩驳的事便是坚持他至少要写二部书，一部是关于戏剧理论，另一部则应该至少包括十个平剧剧本，他不应该只做我们这一代的老师，他应该做以后很多代年轻人的老师……

    可是老师已不在了，深夜里我打电话和谁争论去呢？

    对于我的戏剧演出，老师的意见也甚多，不论是“灯光”、“表演”、“舞台设计”、“舞蹈”他都“有意见”，事实上俞老师是个连对自己都“有意见”的人，他的可爱正在他的“有意见”。他的意见有的我同意，有的我不同意，但无论如何，我十分感动于每次演戏他必然来看的关切，而且还让怡太旅行社为我们的演出特别赞助一个广告。

    老师说对说错表情都极强烈，认为正确时，他会一叠声地说：“对——对——对——对——……”

    每一个对字都说得清晰、缓慢、悠长，而且几乎等节拍，认为不正确时，他会嘿嘿而笑，摇头，说：“完全不对，完全不对……”

    令我惊讶的是老师完全不赞同比较文学，记得我第一次试着和他谈谈一位学者所写的关于元杂剧的悲剧观，他立刻拒绝了，并且说：

    “晓风，你要知道，中国和西洋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一点相同的都没有！”

    “好，”我不服气，“就算比出来的结果是‘一无可比’，也是一种比较研究啊！”

    可是老师不为所动，他仍坚持中国的戏就是中国的戏，没有比较的必要，也没有比较的可能。

    “举例而言，”好多次以后我仍不死心，“莎士比亚和中国的悲剧里在最严肃最正经的时候，却常常冒出一段科浑——而且，常常还是黄色的，这不是十分相似的吗？”

    “那是因为观众都是新兴的小市民的缘故。”

    奇怪，老师肯承认它们相似，但他仍反对比较文学。后来，我发觉俞老师和其他年轻人在各方面的看法也每有不同，到头来各人还是保持了各人的看法，而师生，也仍然是师生。

    有一阵，报上猛骂一个人，简直像打落水狗，我打电话请教他的意见，其实说“请教”是太严肃了些，俞老师自己反正只是和人聊天（他真的聊一辈子天，很有深度而又很活泼的天），他绝口不提那人的“人”，却盛赞那人的文章，说：

    “自有白话文以来，能把旧的诗词套用得那么好，能把固有的东西用得那么高明，此人当数第一！”

    “是‘才子之笔’对吗？”

    “对，对，对。”

    他又赞美他取譬喻取得婉委贴切。放下电话，我感到什么很温暖的东西，我并不赞成老师说他是白话文的第一高手，但我喜欢他那种论事从宽的胸襟。

    我又提到一个骂那人的人。

    “我告诉你，”他忽然说，“大凡骂人的人，自己已经就受了影响了，骂人的人就是受影响最深的人。”

    我几乎被这种怪论吓了一跳，一时之间也分辨不出自己同不同意这种看法，但细细推想，也不是毫无道理。俞老师凡事愿意退一步想，所以海阔天空竟成为很自然的事了。

    最后一次见老师是在国军文艺中心，那晚演上本《白蛇传》，休息的时候才看到老师和师母原来也来了。

    师母穿一件枣红色的曳地长裙，衬着银发发亮，师母一向清丽绝俗，那晚看起来比平常更为出尘。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老师脸色不好。

    “救风尘写了没？”我趁机上前去催问老师。

    老师曾告诉我他极喜欢元杂剧《救风尘》，很想将之改编为平剧。其实这话说了也有好几年了。”

    “大家都说《救风尘》是喜剧，”他曾感叹地说，“实在是悲剧啊！”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我总要提醒俞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