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烛光
他的头发原来是什么颜色已经很费猜了,因为它现在是纯粹珠银白。
他的身材很瘦小,比一般中国人还要矮上一截。加上白色的头发,如果从后面看上去,恐怕没有人会想到他是美国人——我多么希望他不是美国人。每次,当我怀着敬畏的目光注视他,我心里总羼合着几分嫉妒、几分懊恼、几分痛苦。为什么,当我发现一个人,秉赋了我所钦慕的诸般美德,而他却偏偏是一个美国人呢?为什么在我心中那个非常接近完美的人,竟不属于我自己的民族?
他已经很老了,听说是六十七。他看起来也并不比实际岁数年轻。当然,如果他也学中国老头的样子,坐在大躺椅里抱孙子玩,闲来就和一般年纪的人聊天喝酒,或是戴着老花眼镜搓麻将,那么,他也许看起来不致这么憔悴吧!
他身上所有的东西大概也都落伍二十年了,细边的眼镜,宽腿的裤子,带着长链子的怀表,以及冬天里很古怪的西装。每在走廊上碰面,我总要偷偷地看他几眼,那些古老的衣物好像从来也没有进步的迹象。我常常怀疑,他究竟藏有多少条这种可笑的裤子?为什么永远也穿不完呢?
他颈上的皱折很深很粗,脸上的皮肤显然也有挂下来的趋势。如果要把那些松弛的地方重新撑饱满,恐怕还得三十磅肉呢!他有一个很尖峭的鼻子——那大概就他唯一不见皱纹的地方了。他的眼光很清澈,稍微有点严厉,长方带尖的脸型衬着线条很分明的薄嘴唇,嘴角很倔强地向下拢着,向里陷着。使他整个的容貌都显露出一种罕见贵族气质。
那年,我是二年级,他就到学校来了。他是来接任系主任的。可是他刚来几天就贴出海报要招募合唱团员,我当时很从心里怜悯他,不过也有几分认为他是太幼稚太不明实况。其实当个系主任就够忙的了,何苦又自己另找罪受,他所征来的那批人马,除了少数几个,大部份连五线谱都认不清楚的。每天中午休息的时侯,他们就在二楼靠边的那间教室里练习。一首歌翻来覆去地唱了有个把月,把每个人的耳朵都听腻了,他们还是唱不准。后来记不清有一次怎样的集会,他们居然正式登台了。唱的就是那首人人已经听够了的歌。老桑先生急得一面指挥一面用他以前在大陆上学过的苏州话帮腔,结果还是不理想。其实那次失败并不意外——甚至我想连他自己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意外的。
意外的是四年后一个美丽的春天晚上。这被邀请坐在学校的大礼堂里。紫红绒的帷幕缓缓拉开,灿烂的花篮在台上和台下微笑着,节目单很有分量地沉在我的手中,优雅的管弦乐在台上奏着,和谐的四重唱缭绕而弥漫。我不能不感到惊讶,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这些年来,他用的是怎样的一根指挥棒。
他又是个极仔细的人。那时侯学校宿舍还没盖好,所有的女生都借住在阳明山腰的一个夏令营地时,山上的坟虫很多,我们经常是体无完肤的。有一次,他到山上看我们,饭后大家坐在饭厅的里,他的眼睛盯在那两扇纱门上,看来往的同学怎样开关它。其实大部分的同学是只管开门不管关门的。许多人只顾走进走出,然后就随便由自动弹簧去使它合上了。他看了一会,站起来。我还以为他要发表有关生物学的演讲呢——他学的是生物——不料他很严肃地直走到纱门前。
“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蚊子吗?”他的目光四下巡视,没有人说话,他指着不甚合拢的门说:“门不是这样关的,这样一定有缝。”
他重新把门摊开,先关好其中第一扇,然后把第二扇紧紧地合上去,最后又用力一拉。纱门合拢了,连空气都不夹呢!他满意地微笑,又沉默地退到座位上去了。
我特别喜欢看他坐在书库里的样子。这两年来,学校不断地扩充,图书馆的工作不免繁复而艰巨,要把一个贫乏的,没有组织、没有系统的图书馆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