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人什么时候开始，我变成了一个容易着急的人。

    行年渐长，许多要计较的事都不计较了，许多渴望的梦境也不再使人颠倒，表面看起来早已经是个可以令人放心循规蹈矩的良民，但在胸臆里仍然暗暗的郁勃着一声闷雷，等待某种不时的炸裂。

    仍然落泪，在读说部故事诸葛亮武侯废然一叹，跨出草庐的时候；在途经罗马看米开朗基罗一斧一凿每一痕都是开天辟地的悲愿的时候，在深宵不寐，感天念地深视小儿女睡容的时候。

    忽焉就四十岁了，好像觉得自己一身竟化成二个，一个正咧嘴嘻笑，抱着手冷眼看另一个，并且说：

    “嘿，嘿，嘿，你四十岁啦，我倒要看看你四十岁会变成什么样子哩！”

    于是正正经经开始等待起来，满心好奇兴奋伸着脖子张望即将上演的“四十岁时”，几乎忘了主演的人就是自己。

    好几年前，在朋友的一面素壁上看见一幅英文格言，说的是：

    “今天，是此后余生的第一天。”

    我谛视良久，不发一语，心里却暗暗不服：

    “不是的，今天是今生到此为止的最后一天。”

    我总是着急，余生有多少，谁知道呢？果真如诗人说的“百年梳三万六千回”的悠悠栉发岁月吗？还是“四季攸来往，寒暑变为贼，偷人面上花，夺人头上黑”的霸道不仁呢？有一年，眼看着患癌症的朋友史惟亮一寸寸的走远，那天是二月十四，日历上的情人节，他必然还有很绵缠不足的爱情吧，“中国”总是那最初也是最后的恋人，然而，他却走了，在情人节。

    我走在什么时候？谁知道？只知道世方大劫，一切活着的人都是叨天之幸，只知道，且把今天当作我的最后一天，该爱的，要来不及的去爱，该恨的，要来不及的去恨。

    从印度尼泊尔回来，有小小的人世间的得意，好山水，好游伴，好情怀，人生至此，还复何求？还复何夸？回来以后，急着去看植物园的荷花，原来不敢期望在九月看荷的，但也许咯什米尔的荷花湖使人想痴了心，总想去看看自己的那片香红，没想到她们仍在那里，比六月那次更灼然。回家忙打电话告诉慕容，没想到这人险阴，竟然已经看过了。

    “你有没有想到，”她说，“就连这一池荷花，也不是我们‘该’有的啊！”人是要活很多年才知道感恩的，才知道万事万物包括投眼而来的翠色，附耳而至的清风，无一不是豪华的天宠。才知道生命中的每一刹时间都是向永恒借来的片羽，才相信胸襟中的每一缕柔情都是无限天机所流泻的微光。

    而这一切，跟四十岁又有什么关连呢？

    想起古代的东方女子，那样小心在意的贮香膏于玉瓶，待香膏一点一滴的积满了，她忽然竟渴望就地一掷，将猛烈的馨香并作一次挥尽，啊！只要那样一度，够了。

    想起绝句里的剑客，“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似君，谁有不平事？”分明一个按剑的侠者，在清晨跨鞍出门，渴望及锋而试。

    想起朋友亮轩少年十七岁，过中华路，在低矮的小馆里见于右任的一幅联“与世乐其乐，为人平不平”，私慕之余，竟真能效志。人生如果真有可争，也无非这些吧？

    又想起杨牧一把纸扇，扇子是在浙江绍光买的，那里是秋瑾的故居，扇上题诗日：

    连雨清明小阁秋，

    横刀奇梦少时游。

    百年堪羡越园女，

    无地今生我掷头。

    冷战的岁月是没有掷头颅的激情的，然而，我四十岁了，我是那扬瓶欲作一投掷的女子，我是那挎刀直行的少年，人世间总有一件事，是等着我去做的，石槽中总有一把剑，是等着我去拔的。

    去年九月，我们全家四人到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