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火猝然亮起的时侯，我发现站在台上的不是别人，竟是我自己，惊惶是没有用的了，别人说：“你表演呀，发什么愣。”

    我并非矫情做作，可是，人人都喜欢听离奇的、五彩的故事，可惜，我的故事只有万顷平湖，在一片清波之仍然是一片清波，编不出一段奇峰突起的情节。这当然是很抱歉的。

    四岁以前的事我是已经记不清楚了，不过，不知为什么却也还有几幅画面模糊地悬在记忆的廊里，成为我自怡的资料。

    就在四岁那年。有天母亲把我打扮得整整齐齐，对我说：“你看，那条马路，等下公共汽车经过的时候，会有一个人走下来，他就是你爸爸呢！”

    我很惊愕，那一阵子我的生活时里差不多是不需要有一个父亲的，每天母亲给我梳小辫子，每天扎蝴蝶结儿，每天讲故事给我听，每天我到鸡棚里去捡粉红色的鲜蛋，并且听妈妈的话一口气把它喝下去。每天我坐在院子里，抱着苏打饼干的盒子，做一个小孩儿的梦。

    可是父亲回来了，从很遥远的美国，这似乎是我早期生命中最大的一件事，他带来许多稀罕的东西，那些美丽的衣服令我欢欣若狂，可是，他自己最得意的东西却是我和母亲都不感兴趣的，那是大包大包的鱼肝油丸和奎宁丸，他说：“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你想，如果我们亲友有人得病了，这东西不是比什么都宝贵吗？”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务实际的人。

    而我完相反，我宁可去玩母亲为我剪制的小鸡、小狗，我敏感而沉迷于幻想的性格是来自母亲的。

    一直到我很大了我才知道，那次父亲的行囊时有一样东西是为我买的———架计算尺。我一直没有能用它，至今想起来，情感上就不知道应该怜悯他们还是怜悯自己。

    他们对我想必有过很大的期望的，我从中山国校毕业的那年，糊里糊涂地撞进了一女中的大门，我自己也很愕然（那一阵子实在并不用功，花在课外书上的时间倒比正课多），最使我难堪的是父亲一见人总是说：“这孩子，读书倒是很顺利，她小学毕业时考四个学校就取四个呢！”当时我实在很受不了，我对陌生人的打量是颇有屈辱感的。可是，这些年来，我再也听不到什么声音，对我怀着那样热切的希望了——除了我的丈夫，还不时用情人式的盲目在人前称赞。

    身为六个弟妹的长姐，我是不容令人失望的。不过，这种自觉却是到上大学以后才逐渐明显的。中学时期，我仍然只过着一种似梦似诗的日了，特别是由于搬家。我由一女中转学屏东女中的日子，骤然接触到满城的棕榈，和遮天的凤凰花，我天性中对自然的热爱一下子都爆发了。学校中有参天的古木，大片的草坪，黄花压枝的夹道树，以及一畦畦的菜园，我学会种菠菜、白菜和豆荚，那一段时间我总是起得好早，巴巴地赶到学校去，一桶桶地浇水，我生平最大的成功恐怕就是那个小小的豆棚了，蝶形的豆花满满地开了一架，一种实在而又丰富的美丽。

    屏东，一个不能忘的稻香之城，那段闲适的、无所事事的日子竟是过去了。中午坐在花园的清荫里，和几个女孩子一起读诗的日子也过去了。

    1958年的秋天，我进入东吴大学，念的是中文系。那时候，我才忽然感觉到我需要开始我的奋斗了。离开家，我才明白自己的家庭比想象中贫困，我的父亲曾经是一个军人，黄埔六期的少将，我小时候老以为少将是很小的官，不然我们为什么那么穷呢？可是一个住在家里的孩子并不见得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穷，一旦离开家才忽然明白连一张床也是一宗财富。

    我仍然眷恋着十六岁的时代，但我却不得不面对现实了。有一天，我看见杨躺在榻榻米上，跷着两只脚，很怡然地啃着一块钱买来的杠子头，那就是他的全部午餐了。他自我解嘲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