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乱世抓枪杆,有枪便有权
献的,只是偶一不慎,或驾驭他们的知识不足,也就易于失控而已。
那时在中国搞新军,一般都最重“德式”(蒋公后来亦然)。一八九四年胡懦棻受命去小站练兵,和他名位相埒的总教习便是德人汉纳根(ConstantinvonHannecken)。汉纳根本是李鸿章兴建海军中的要员;曾设计大连要塞。丰岛海战时,他也是“高升号”的乘客之一。高升被日舰击沉,我军死于海者七百人,汉氏竟以善泅幸免。中日海军黄海大战时,汉氏亦在“定远旗舰”上与丁汝昌、刘步蟾共生死。但汉某原非海员,黄海战后乃请调至小站搞陆军与胡燏棻共事。
汉纳根是个日耳曼人。干活固有其“日耳曼的效率”(Germanefficiency);但处人亦有其“日耳曼的顽固”(Germanarrogance)。而胡燏棻虽有些新思想,却没有与老日耳曼拍肩共事的经验。不数月便自觉吃勿消,乃挂冠而去。——这时“甲午战争”已近尾声,大清海陆两军同时全军覆没,京师门户洞开。政府要赶练新军,急于燃眉,而朝中无人。时势造英雄,小站求才,也就非袁不可了。至少以他去掌握那位老日耳曼,是游刃有余的。
3.3 治世能臣,乱世奸雄
袁世凯在甲午开战时曾在后方帮办粮台,算是大才小用。他在朝鲜既练过新军,有知兵之名,闻于朝野,这次练兵需人,袁氏于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八日,便以“温处道”的官阶,奉命去小站接替胡燏棻,督练新军。
前引房兆楹论袁之文,日:袁世凯并未实授“温处道”。这实在是多余的话,须稍加解释。盖大清帝国是个传统的法治国家(注意;“传统”二字是指东方式的法制,与西式略有轩轾)。它的文官制度(civilservice)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编制。官员有定额;任免有定期;铨叙有定制(参阅《大清会典》)。纵是皇帝也不能胡乱改制——《汉书》上所谓,陛下亦不能不遵“陛下之法”也。
【附注】蒋、毛二公做了元首之后,还有什么“陛下之法”呢?蒋虽视法律为具文,究竟还有一部《六法全书》。毛公则六法皆无!做了二十多年的统治者,连一部最基本的“民法”、“刑法”都没有,却瞎扯淡说什么“无法律,有政策”。其所以然者,就是笔者所强调的“转型”问题了。——老法律丢掉不用;新法律又搞不出来,所以毛老大就“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这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坏的模式。李登辉总统今后的一切设施,“必须依法行事”。这就是个划时代的里程碑!邓后大陆要做到这六个宇,大致还需要四十年。到那时中国政治社会,甚至整个文化大转型,或可初步完成。——历史走出“三峡”,海晏河清可待。十二亿聪慧勤劳的人民,以和平安定的文明大族崛起世界,在联合国中,挂挂头牌、坐坐庄,这又算什么稀罕呢?——十七、八世纪的法王路易十四就挂过头牌;十九世纪英吉利的维多利亚老旦也唱过太阳不落;二十世纪美国的威尔逊、罗斯福,不也曾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二十一世纪我们“支那曼”中,为何就不能再出一两个刘彻、李世民、爱新觉罗玄烨,来压压阵、坐坐庄?——受了几百年的鸟气,现在起来伸伸腰、露露脸,一洗当年满面羞,又是什么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呢?舜犹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何况是一个有极光荣历史的伟大民族呢?历史家千万莫打破锣!
再回头说说袁世凯的“温处道”。
小站练兵处在当时的文官系统中,原是个地方军制中,无定制、无定额、无定期的临时建制。这时中央的“督办军务处”派袁前往,是以袁的老资格“道员”出任的——他的前任胡燏棻的资格是“按察使司”,比袁高一级。——“道员”是有定额、定制、定俸、定期任免,分隶各省的地方官。(“候补道”当时是可花钱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