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家化国库（或利用国库）充实私囊，是封建社会的王侯（或中国的宗法社会里的职业官僚）转型为市场经济中的“自由企业家”的必经之途。以前的英国如此，法国如此，后来的日本亦如此，今日大陆也是如此！美国的民主政治，牛皮遮天盖地，他少爷早年的参议院，还不是叫做“百万富翁俱乐部”？——有权不用，过时不候！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天下乌鸦一样黑！不这样，大家吃大锅饭；干不干，八分半，哪还有啥经济奇迹呢？——赚饱了以后大家再到“俱乐部”去肢体抗争一番，白吃白拿就行不通了。访台的大陆敦授们讪笑台湾的立法院“动不动就打架”！我这个在电视中观战吶喊助阵的“归国华侨”，倒要为气呼呼的立法诸公辩护，而告诉我的北京朋友们说：“等到你们的人大代表也开始打架，中国就有希望了。”

    但是奇怪吧！在这传统官僚变资本家的必然转变中，袁世凯倒是个例外。他既不是个资本家，又不炒股票，也不做“股东”什么的。他帐目不清则有之，也多少有几个钱零花，但为数有限。不像李鸿章、盛宣怀二虽可敌国！

    “袁世凯还是个清官呢！”——古怪吧！

    但是袁的另项更深远的计划就触礁了——他要在中央搞“君主立宪”；在省区搞“地方自治”。

    4.6 立宪自治落空，革命保皇合流

    有的历史家便不认为，康有为被放逐以后的清末立宪运动与袁世凯有直接关系，而说推动者另有其人。本来一个文化运动或政治社会运动，便很难说谁是老祖宗。白话文白话诗，始自胡适？实验主义的开山祖是杜威？甚至儒家的始祖是孔丘？都未必也。写历史的人要注意的是谁为首要。清末日俄战后，国人咸以“立宪”的日本打垮了“专制”的俄国，而一窝蜂要学日本搞“君主立宪”。袁是目光敏锐的“宰相”。他自觉在这桩极时髦的大救亡运动中，他应顺理成章的居于领导地位——这是一个时代意志，敏感的政治人物是跳不出佛祖之手掌中的——君不见北伐之前的联俄容共时，连那杀了一辈子共产党的蒋介石，还不是在日记中写着，他相信“精神出自物质，万物始于一元”。——这时袁世凯要领导“立宪运动”的心理正是如此。以他那时的政治权力与地位，朝野亦无异议。连他的老政敌张謇状元，也屈尊希望他大力领导。并在各省试办“地方自治”。

    一九零五年俄军在我东北溃败之后，立宪运动在全国各地也如决堤之水，一泻而下，无法阻止。西后终被袁世凯说服，批准十二年行宪之议，并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出国被刺，再出国，那桩闹剧，毋烦赘述。滑稽的是五大臣遍游欧美，欧美媒体，记载弥详。他们看电影，听歌剧，看勇士斗牛、舞女大腿……，宪法何从考察起呢？——事近一个世纪了。历史还在不断的重演呢！吾侪华侨，亦阅人多矣。思之可笑。

    但是这五位长辫子、挂朝珠、之乎也者的大官僚，对宪法虽一无所知。回国之后，总得写篇“考察报告”。他们自知不能写，因此在出国公费旅游之前，就早在寻觅捉刀人。——那时的留学生也没几个能执笔啊！谁知最后的撰写人，竟是大叛国犯粱启超，和小投机客杨度，岂不可笑哉？

    推开窗子说亮话。粱启超和杨度又知道多少“宪法”呢？但这一来，倒把康、梁流亡的老立宪派，和以袁世凯为重心的新立宪派，扯到一起了。迨西后一死（一九零八），老袁再度魂飞天外，然终免一死而被“开缺回籍”之后，无知而好权的满族亲贵把持了朝政，开明派、立宪派一致靠边站。亲贵不但一党专制，而且是个极右派专权（和今日北京朝政，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大清朝政，就是另一套把戏了。

    迨武昌城内一声炮响，各省咨议局群起响应。咨议诸公为何许人？孙文大总统和同盟会就不能全部掌握了。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