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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鞑虏易驱,民国难建
中所罗列的十万八万之数,都是“认捐”的数目,或事后夸大之辞,不是实际的收入。这实在不是“致公室”诸公悭吝,而是中山的革命原是个无底洞,钞票是填不满的。加以当年华侨小区之中,既无“王安”,亦无“包玉刚”。大家都是打工仔,在美国欺压之下,做点洗衣店、餐馆的苦力劳动;终年所得,勉却饥寒。在一身难保之下,支持革命,已尽其所能了。过分捐献,大多力不从心。因此中山先生在辛亥七十二烈士死难之后,他实在已罗掘俱穷,甚至自身也衣食难周。

    同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中山时年四十六,正值壮年。据党史所载,他那时正北美“致公总堂”支持之下,组织个“筹饷局”,到处巡回讲演革命,筹募军饷。但据一些私人记述。中山此时日常生活都很难维持。武昌起义期间,他正在科罗拉多州典华城(Denver,亦译但维尔或敦复)一家卢姓唐餐馆中打工,当“企枱”(粤语茶房)。他原先对“武昌暴动”的消息,并未有太强烈的反应。因为同样的起义他已领导过十次了,何况这次的发动者和他并无直接关系呢!可是一天他正手捧餐盘自厨房出来为客人上茶时,忽然有一同事向他大叫一声说:“老孙,你有份『电报』。”说着,那同事便把那份来电丢到“老孙”的餐盘中去。中山拆阅来电,不禁喜出望外。原来那电报(显然是黄兴打来的)是要他立刻束装回国。因为革命情势发展迅速,“中华民国”可能即将成立;一旦成立了,则首任“大总统”,实非君莫属也。——果然,两个多月以后,企枱老孙就真的做起中华民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了。

    8.7 科州卢家的故事

    笔者写出上段孙中山先生的轶事,朋友们骤读之下,可能认为是稗官野史。其实这故事的真实性相当高。因为把这份电报丢到中山餐盘内的那位“企枱”,和这家餐馆的主人卢瑞连君,据说在二次大战期间,都还健在美国。卢君的长子卢琪新君曾任国民党中央社“驻美京特派员”,与笔者老友,名记者龚选舞君曾长期同事并为好友。卢的次子卢琪沃君,曾任“青年归主教会”的牧师,也是交游广阔之士。他们卢家与孙公为世交好友和同乡同志,可能还是至戚。中山先生当年在他们餐馆中帮忙作企枱,原不是什么秘密。只是在那清末民初劳工并不神圣的中国社会,如传说孙总统曾在美国当茶房,恐怕会引起国内守旧分子不必要的误会,所以孙公讳言之。卢家父子为亲者讳,除向至亲好友,作为革命掌故笑谈之外,亦未多为外人道。

    笔者在八十年后的今天,写出中山先生当年这段小轶事,正是要宣扬一代圣贤的伟大之处。不才在美求学期间亦尝打工有年。今日台港大陆在美的清寒留学生,有几个没打过工?——在美打工,何损于孙国父的日月之明?相反的,孙公的打工正可说明先贤缔造“民国”的艰难,足为后世子孙追念耳。

    中山于一九一一年十月中旬离开科州回国,便道访华府、伦敦、巴黎,想举点外债,以度艰难,却分文无着。可是中山是当时革命党人中,唯一可以结交异国贤豪、华侨巨富的最高领袖。一旦自海外归来,中外各报皆盛传他携有巨款回国来主持革命。当他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偕胡汉民抵上海时,各界皆以巨款相期相问。中山答曰:“我没有一文钱。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的精神!”——我们后辈打工仔固知我们靠打工维生的前辈,一文不名也。至于“革命精神”之充沛,也倒是一样的。

    8.8 一个“开始的结束”

    中山这次自海外归来。可说是“适得其时”(perfectthing)。他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上岸,十二月二十九日全国十七省代表在南京开“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每省一票)。他就以十六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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