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的两个小船夫。在急流险滩之间，风驰电掣，顺流而下，终于触礁沉没——可泣可歌、可悲可笑，如此而已。

    4.3 且看“皇帝”的慢慢蜕变

    可是吾人今日及身而见的一百五十年的转型期中，我们的老旧的社会型态——这个左翼史家一古脑称之为“半封建”的社会型态——到今天还没有被完全“转”掉。就以“皇帝”这项制度来说吧！辛亥革命以后，我们虽然没有皇帝了，却多的是“变相皇帝”。朋友，您能说袁世凯、蒋中正、毛泽东三公不是“变相皇帝”吗？皇帝爷哪有他们三位的烛裁权力啊！

    所以历史的事实己证明“一次革命论”这项理论是错误的。我们的“民国史”上，从洪宪“皇帝”起“转”了七十多年，才“转”出个李登辉“总统”来。因此我们在社会发展中“转型”的程序是十分复杂的，是迂回曲折，进三步退两步，左进右退，上进下退……，有时甚至是干脆立正、向后转，真是花样繁多——但是从远景看来，向前发展的大方向是不变的；同时也是阶段分明的。

    大的阶段暂时不谈了，就看最近十年这段“小平变法”吧，它自七九年开始，一下便向前猛冲了八年。迨至胡耀邦被黜，开始煞车。及八九年“六四”，忽来个立正向后转，血流如注。这两年来，它既要继续开放、和平演变；又要反对和平演变。我们也看不出它怎样反对“和平演变”。跟毛泽东的“大跃进”相比，则毛是兔子，邓是乌龟了。但是历史也证明乌龟比鬼子爬得快。中国发展的“大方向”还是向转型前进的。（参见拙作〈胡适的大方向和小框框〉）。

    4.4 “社会转型”需时数百年

    有人或嫌我们“转型”（也可说是“现代化”吧）太慢了一点。君不见日本转型，只需三五十年便可完工吗？其实日本转型是个例外（容后节细论之），其它民族社会转型，均需三两百年，始见肤功也。

    我国古代的商鞅变法自公元前三五〇年变起，至前二二一年始皇统一凡一百三十年，始搞出“秦法政”来（毛泽东语）。但是秦皇“任刑太过”（顾炎武语），再继续向前“转”进。又实验了一百余年，至汉武帝以后才慢慢地搞出个“霸王道杂之”（汉宣帝刘询的话）的中央集权文官制和重农轻商的大帝园的“定型”来。这一汉家制度的“定型”，一“定”便是两千年。基本上没有原则性的改变——所以毛泽东告诉郭沫若说：“千载犹行秦法政。”——在始皇前、武帝后这两个定型之间，“转型期”延长至三百余年！

    近代欧洲社会的“转型”，实始于十四世纪初年（一三零零）的“文艺复兴”。一转也是三百余年，直至十七世纪（一六零零）之末，才逐渐“定型”；变成以自由个体为社会基础，以大规模机器生产财富来源的“资本主义”（capitalistic）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和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代议政府”（representativegovernment或parliamentarygovernment）来。这一现代西方的“定型”已维持了四百余年。可是在一九九一年底苏联帝国之崩溃，原苏联各邦同意再组邦联。西欧各国与此同时也正在大搞其“帮同型”（commoncurrency），一个新的西方政治社会的“转型期”，又已显其端倪矣。——现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尚前途漫漫，而当代西方社会又已开始转型，这大概是现代科技快速发展的必然后果吧！

    在近代世界社会转型史中，以日本转得最快。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后，不出一代，日本便已跻身世界先进强权之列。这可能是维新前，日本的封建制度与中古欧洲封建制的基本“型态”甚为接近，因此日本一旦实行“欧化”（欧洲式的现代化），则社会发展程序若合符契，所以就一鸣惊人了；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