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中学”。康山长（满清书院院长例称“山长”，康似未用此头街）在那里又讲了些什么“西学”呢？原来他数度自广州乘洋轮北上，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时，途经香港、上海、天津等地“租界”，见“西人宫室之华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康氏在内心钦佩之余，乃大购汉译西学之书。潜心阅读，久之也就变成当时寡有的“西学”行家了（见《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五年、二十二岁诸节）。康有为这种经验与体会，实在和孙中山早年乘海轮的观感完全相同。他二人因此也都成为清末提倡西学的先驱。这种不寻常的文化经验，我们内地的士大夫就望尘莫及了。

    但是有为不谙外语，而当时汉译（或自日文重译）西书，极其有限，且所译亦均为最初级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所介绍的史学文学和政治社会等科的内容，大致可比上五四运动以后的“高级中学教科书”的程度（毛泽东就是这个程度）；至于所谈的声光电气等自然科学，其程度则远在“初中”之下了。不过康有为毕竟是位有“超进士”程度的儒家大学者，又是长于理学佛学的文章家，特别是善于演绎义理的成熟的“今文家”。他闻一知十、举一反三——最长于望文生义，自己并不知其不知，就东扯西拉，大写其《康子》上下篇了。

    其实这不是“康子”一个人的毛病。它是文化转型期思想家的通病。继康、梁之后，直至今日的八、九〇年代，为时人尊为国学大师，而好以圣贤自诩的学人，也每每自觉微吾曹则民族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者，都是害有不患不己知的毛病。自信心太大，无不如此也。余夜读康子选集，至其《大同书》未尝不掩卷长叹。如此书生，真欲作“帝王师”耶？然自思论聪明才智，吾何敢上比任公，而任公竟为乃师是书而焚香顶礼，亦不可解矣。其唯一可“解”之道，那就是时代的关系了。——这也就是笔者常说的笑话：若论对“天文学”的了解，则诸葛亮也比不上台北街头的一个小学生了。

    吾友刘宾雁先生每叹今日中国之厄运，是没有产生一个“真正的大思想家”的结果。愚不谓然也。盖真能扭转乾坤，领导我民族（恕我借用一套“今文家”的滥调），通过这个“掘乱世”、致“升平”、入“太平”，长远一个半世纪的“现代转型期”，不能依赖一、二至圣大贤，稳坐沙发之上，手不释卷，而胡思乱想出来之所谓“主义”也、“思想”也。它要靠数不尽的“智者”（wisemen），和常人（ordinarypeople），乃至军阀官僚、流氓地痞、洋奴大班的综合“经验”、“思想”、“实践”、“试验”等过程，并配合主观和客观的“机运”（chancesamp;opportunities），分期分段，积累而制造之也。哪能专靠一两位“思想家”呢？

    写到这儿，我们也就要替“实验主义”那个框框之内的历史哲学家，尤其是杜威、胡适、邓小平师徒的理论，说点公道话了。他们“实验主义者”认为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之内（其实自然科学亦何尝不然），是没有什么“终极真理”（ultimatetruth）的——“真理”是在不断制造，和不断扬弃的程序之中。

    “实验主义先生”和“孙中山国父”一样，学名谱名是搞不清的。稍一翻它的族谱，就可查出它的原名就有四个之多。曰“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也；曰“实用主义”（pragmatism）也；曰“机会主义”（opportunism）也；曰“机具主义”（instrumentalism）也。

    杜威的“实验主义”事实上是个“实验报告”（labreport）。他把美国这个大实验室中，两百年来实验的结果。加以总结而“概念化”（conceptualized）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