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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公车上书和保国保种
影响深远;教育最好。知道旧政权的内幕最真切。接受新思想也最快。他们如果不流于吃喝螵赌、贪赃枉法而有心为国为民,他们往往是传统中国里,最精彩的接班集团或进步改革人士,甚至是造老子反的地下革命头头。汉、唐、明、清早有先例;国、共两党政权中,且变本加厉。——我们只要单挑一、二人如台湾的陈履安和大陆的叶选平就足够说明一切了。

    清末除这个太子党之外,一批有能力有经验的中年官僚军人如袁世凯、聂士成、孙家鼎、张謇等人:老年官僚甚至是李鸿章,都是倾向于改革开放。至于张之洞、陈宝箴、翁同龢等太子党之父就更不必提了。——这一情况与今日大陆上的政治发展,颇有其异曲同工之处。康有为是搞英国式君主立宪缓进派政治改革的领袖。他对上述的保皇集团应善加领导,耐心教育才对。谁知他一开头便四面树敌,自我孤立呢?

    7.6 “强学会”的成立和声势

    原来“强学会”在一八九五年夏发起于北京之时,它最热心的赞助人便是翁同龢和张之洞,而最诚挚的实际组织者,便是上述这批太子党了。一次翁氏曾折节亲访康有为于其私邸,不遇。康回访时,二人竟如老友晤谈数小时。翁对康真是推心置腹。且看有为的自述:

    “翁说”与君虽初见,然相知十年,实如故人。姑为子言。宜密之。上(指皇帝)实无权。太后极猜忌。上有点心赏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视有密诏否?自经文艺阁(名廷式。翁的学生,亦一改革派)召见后,即不许上见小臣。即吾之见客。亦有人窥门三数巡之者。故吾不敢见客,盖有难言也。(见康著《自编年谱》)

    康有为这时是个才拿到学位(进士)的小知识分子。在工部当个芝麻绿豆的小京官(六品主事),而翁傅师宰相对他折节若此。试问后来国、共两党的高干,做得到吗?朋友,若说“固有文化”,实应于此等处求之。近来新加坡李光耀要提倡“儒教”,可能他看中的也在这个“温柔敦厚”的一面。但其结果有时亦适得其反者,其中牵涉学理之深邃,就一言难尽了。——这当然是题外之言。

    “强学会”在北京之成立,便是由翁同龢从户部划出个小预算,并拨出一部印书机开始的。工部尚书孙家鼐为它找座房屋作会址。其后复由大学士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各捐五千银元。现役军人如淮军中的聂士成和毅军的末庆,亦各捐数千元。其它小额捐献更是所在多有。有这样的经济基础和政治背景,学会的会务照理是应该一帆风顺的。不幸的是它一开始便发生了若干政策性的争执。其中有部分负责人想把这个学会逐渐办成个自给自足、提倡新思想、推动改革开放的出版文化事业,庶可自力更生,长久维持。但是这一构想却为康某所峻拒。他认为这样做是“以义始而以利终”,结果争辩得“举座不欢”。

    一个社团的成员对政策发生争执,原是正常而应该有的现象,可是它如发生在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组合里,往往就要产生并发症而导致分裂和解体。再者这一内因之外,它对外亦示人以不广。这时因战败失势而在“总理衙门行走”的李鸿章,对“强学会”也十分敬慕,自愿出银二千元,加入作一会员或赞助人。但是李氏的申请竟被该会所否决。康有为自然也是这项否决的主要决策人。

    李鸿章那时是世界闻名的中国政治家。虽然暂时失势,他的潜势力,他的国际声望,尤其是他在后党中的地位,仍是一时无两的,而康有为这个六品小京官,居然公开刮其胡子——这也可见当时康的气焰了。所以那时纵是最器重他的翁同龢,在他的日记里也说“康祖诒狂甚”。

    7.7 新政、新思想毁于教条主义

    康有为于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九日(阴历九月十二日)到了上海。在上海,他的清望真如日中天。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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