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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论晚清周期性内乱与洪杨悲剧


    做皇帝、做大独裁者,要日理万机,明察秋毫。那项繁重工作,岂是一个精气神皆孱,连个儿子也生不出的像溥仪先生那样的人,所能胜任的呢?

    总而言之,时至晚清,我国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大清气数已尽,不是出几个像李鸿章、邓小平一类的人物,搞两下什么“中兴”就可挽救得了的。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我国历史上这个周期一到,就要出现黄巢、张献忠一类的煞星。结果赤地万里,尸骨堆山,血流成河,中华文化遗产,玉石俱焚……最后才能海晏河清,再产生一个新的朝代来。

    这一种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痛苦,已经是够大的了。到二十世纪,我们要把中古的中国改变成西式的现代国家,那这个周期性的变乱,就要拖得更长更惨了。

    1.2 揭竿而起和揭竿不起

    大致说来,满清没落的周期,盖始于乾隆之末、嘉庆之初。在我国古代这一个周期开始时的症候便是地方不靖,盗匪横行——用个现代化的名词,那便叫做“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之初,类多为零星土匪,在乡里打家劫舍。直至腐化了的官府不能禁止之时,他们就渐渐的彼此并吞裹胁,变为股匪了。发展至此,一些失意而有野心的文人、知识分子就要加以利用。其中赫赫有名的如刘邦、张角、黄巢、宋江、朱元璋、李自成、张默忠、洪秀全、张作霖、毛泽东……都是农民暴动领袖中的佼佼者。他们利用农民的方式虽各有不同,然其志在“打天下”、“建朝廷”、“做皇帝”的道路则基本相同。——这也是我们中华农业大帝国传统之内,政治上新陈代谢过程的特有现象,其它文明中是没有的。

    笔者这一辈在农村中生长的中国人,有许多便有目击,甚或参与这种传统农民暴动的亲身经验。这种经验在今后的中国是下会再有了,因为那是中央集权的“农业大帝国”的特有现象。农业大帝国在中国历史上下会再出现了,这一农民暴动的现象也就不会再有了。

    毛泽东、邓小平诸公就不了解这一点。毛搞“大跃进”饿死农民两千余万,人相食,而农民没有出个陈胜、吴广,来“揭竿而起”。毛氏觉得很奇怪。不知其所以然,他只好说是“中国农民太好了”。毛始皇就不知道,当年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铸为十二金人”,这些“金人”老爷是不能拿刀杀人的。农民没有“兵器”,在那个时代,他们“削竹为枪”,还是照样可以造反的啊!

    毛主席收尽天下兵器,铸为千万机枪、坦克,农民“揭竿而起”就办不到了。帝国时代的中国农民就那样不好?动不动就造反?人民中国时代,农民就那样“好”?饿死也不造反?他们承毛主席高看了!

    刘邦,这个农民领袖,“入关”时“约法三章”的第一章便是“杀人者,死”。毛泽东在“大跃进”中,一下便饿死农民两千五百万,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谋杀案,或过失杀人案,农民要判他两干五百万个死刑啊!润之兄,你还想在历史的地狱里超生!

    邓小平先生是有大恩于中国农民了——他把农民从毛泽东的“农奴制”(serfdom)中解放出来。这样他就以为中国八千万农民是他邓家政权的老本了。“有八千万农民支持我,怕什么?”邓公有所不知,时至今日,甚至早在十八世纪的法兰西,“改朝换代”的枢纽已不在农村。它的重点是在“巴士底狱”围墙之外啊!拿破仑将军哪是什么农民的领袖呢?

    题外之言,扯得太长了,就此打住。

    1.3 白莲教和严新的“带功讲座”

    晚清农村发生严重性造反现象,盖始于乾嘉之际的“白莲教”之乱。这种清史上所谓“教匪”便是失意知识分子利用宗教迷信,以煽动贫苦绝望的农民联合造反,很标准的“农民大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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