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感谢国内税务署把我们领向了举行婚礼的教堂。

    我们——两个函授大学生——在一起住了三年。为了坚持我们共同的梦想：“形成一种实质性的差别”，我们都到社会服务领域去工作：西蒙是清除违规——一个帮助有着犯罪记录、陷入麻烦的青少年的组织——的顾问；我则是另一个机会——一项针对怀孕的吸毒者的工程——的延伸工作者。我们挣得不多，但是在看到国内税务署从我们每月支付的支票中扣除了那么多的税后，我们计算了一下如果提出联合申报我们能够节省多少钱：一年整整三百四十六美元！

    伴随着这笔数目在我们贫穷的眼睛前晃来晃去，我们争论著政府偏袒结婚者的做法是否正确。我们俩都同意税收是政府强制性权力的一种阴险狡诈的形式，但是为什么要给这个政府三百四十六美元去买更多的武器呢？我们可以用这笔钱去买新的立体声喇叭。我确凿无疑地记得，是西蒙提议我们结婚的。“你认为怎样？”他说，“我们该合并起来联合申报吗？”

    婚礼在金门公园的罗多登郎花园附近一个我们揣度是既自由自在又富于浪漫气息的露天场地里举行。但是在那个6月的日子里，却有阵阵寒风吹进来漫天的白雾，拂甩着我们的衣服和头发，所以在结婚照片上，我们和我们的客人看上去都是衣冠不整的样子。当众生教堂的牧师正吟诵着婚礼的祝福词时，一个公园的官员又来大声宣布说：“请原谅，各位，举行这样一个集会是需要获得许可的。”于是我们匆匆忙忙地交换了婚姻誓词，打包装起婚礼野餐食品和礼物，把它们都拖回到我们在斯坦洋街拥挤的公寓里。

    就像雪上加霜一样，结婚礼物中没有一件实用的东西，而那却是我们非常非常需要用来置换我们那乱七八糟地凑起来的床单、毛巾和厨房用品的。大多数我们的朋友送的是各种各样夫妻间的玩笑性礼物；我的前继父——鲍伯——送了我们一只水晶花瓶；西蒙的父母赠给我们一只雕刻的银质盘子。

    我家里其余的人则一个接一个的试图在找到“某个特殊的东西”——我们未来的重孙将在作为遗产来继承上胜过别人。我的母亲送来的是一个男人和女人在拥抱的金属雕塑创作，一件巴拉特·辛——她现在的男友——创作的艺术品；我的弟弟汤米提供的是一架老式的弹球机——他每次来访都要玩一下；凯文给了我们一箱红葡萄酒，要我们把它们给放上个五十年。但是在与朋友们过了几次即兴的周末聚会后，我们只有一个颇为不错的空酒瓶收藏了。

    邝的礼物事实上相当漂亮，也极其令人惊异。那是个中国黑黄檀木盒子，盒盖是雕饰出来的。当我打开盒盖时，那《我们是路》的音乐就以一种生硬而愚蠢的节奏响了起来。在放珠宝的空格里放着的是一包茶叶。“让美好的感觉长久地延续下去。”邝解释说，同时给了我一个会意的眼色。

    在我们婚姻的最初七年里，西蒙和我在几乎一切事情上都想尽办法达成一致意见。而在随后的七年里，我们做的似乎恰好相反。我们不像他和艾尔萨那样在诸如适当的过程、肯定的行为以及福利改造等重大问题上争论，而是在琐碎小事上辩论不休：如果你在倒入橄榄油之前把锅子加热，食物的味道会好点吗？西蒙说会的，我否认。我们并没有大吵大闹，但是经常拌嘴，仿佛出自于习惯似的。而这使得我们相互间没有好声气，更不用说爱情了。

    至于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梦想，我们的秘密欲望，我们无法再讨论了。它们太模糊，太唬人，太重要了，所以就呆在我们身内，像个恶性肿瘤似地生长，成了一个自我吞噬的实体。

    回顾往事，我感到惊异的是我们的婚姻竟然持续了那么长的时间。我不知道其他人——我们的朋友——婚姻的持续，是不是出自于习惯、或者冷漠、或者某种恐惧——反馈成希望，然后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