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话：“我不去。”

    “啊？不去？为什么不去？”

    “你知道的。”

    “我知道？”

    我转过身看着她，“西蒙和我正准备离婚，还记得吗？”

    邝沉思了两秒钟，然后回答说：“可以像朋友一样去呵！为什么不能仅仅作为朋友去呢？”

    “别说了，邝，求你了。”

    她看着我，一脸的悲哀，“太伤心了，大伤心了。”她悲叹着，然后走出了我的办公室，“就像两个饿汉，吵啊吵，把米饭都给扔了出去。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

    当我给西蒙看了那封信以后，他愣住了。那真的是眼泪吗？在我认识他后的那么多年里，我从未看到过他哭泣，那怕是在观赏令人悲哀的电影时，甚至在他告诉我关于艾尔萨的死讯时也罢。他擦着脸颊上的泪水，我假装没有注意。“上帝，”他说，“我们如此祈望的事成功了，可是我们却昔日不再。”

    我们俩都安静下来，仿佛要用几秒钟显示敬重的沉默来记起我们的婚姻。然后我为了恢复力量，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你知道，虽说是那样的痛苦，但我认为分开对我们还是有益的。我的意思是，那迫使我们分别去验证我们的生活——你知道——但又没有先验地认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感到我的话音是实实在在的，可是又没有显而易见的抚慰口气。

    西蒙点点头，柔和地说：“是的，这点我也同意。”

    我想喊叫：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也同意！在所有这些年里，我们从未在任何事情上有过一致意见，而现在却是你也同意？但是我什么也没说，甚至还祝贺自己能够毫不流露内心的难受，没有显出自己是受了多大的伤害。可一秒钟以后，我的心就渗透了哀伤：能够抑制住自己的情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胜利——那只是可怜地证明了爱情的消失。

    每一句话，每一个姿势现在都具备了歧义，任何事情都无法按其表面价值来理解。我们隔着老远的距离相互说话，假装所有那些年里我们互相擦背以及当着对方的面行方便都从未发生过。我们不使用任何儿语、代称或者简略的手势等曾是我们亲昵见证的语言——那是我们相互拥有的证明。

    西蒙看看他的表，“我得走了，我约好七点钟与人见面。”

    他是去见女人吧？这么迫不及待？我听到自己说：“对了，我也必须为一个约会作准备了。”他的眼睛几乎连眨都没眨，我的脸红了，确信他知道我说出了一个悲哀的谎言。当我们走向门口时，他抬头往上看去。

    “我看你最终还是摆脱了那架愚蠢的吊灯。”他回眸注视着房间，“这地方看起来不同了——更漂亮，我想，而且也更安静了。”

    “说起安静，”我接着告诉了他有关这幢房子的恐怖主义者保罗·道森的事。西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能够充分欣赏这个结果的人。

    “道森？”西蒙不相信地摇着他的头，“真是个混蛋。他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事？”

    “寂寞，”我说，“愤怒，报复。”我感觉到了我所说的这些话的讽刺味儿，如一根拨火棒戳在我心灵的灰烬上。在酉蒙离开以后，房间里确实感到特别的寂静。我躺在卧室的地毯上，透过老虎窗的玻璃凝视着夜晚的天空。我思考着我们的婚姻。我们十七年的共同生活织成的联系是那么容易断开；我们的爱情就像在我们长大的郊区发现的相同的门毡一样的普普通通；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灵一度曾随着对方而一起脉动的这个事实只是在愚弄我们，使我们以为我们的爱情是与众不同的。

    所有那些有关分手的谈话还是有好处的——我试图愚弄谁？我现在摆脱了束缚，无所羁约，不再属于任何事或任何人。

    然后我想起了邝，她对我的爱真是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