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一旦真的开始索讨了，那么是绝不肯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脸色的。日本倘不给一个说法，中国人民是绝不肯罢休的……

    第三类相当恶劣的日本人，是日本的某些又愚蠢又自以为高明的政客，及一些民族主义、新军国主义、新法西斯主义分子，他们形成日本的一股极右势力。他们在日本是极少数。所幸他们的表演，还不足以达到彻底激怒中国人民的地步。故“所幸”二字，实在仅只是对日本和日本人民而言，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其实倒是无所谓幸与不幸的。

    我的日本同行们，更具体他说，此次接待我们，任劳任怨地对我们尽地主之谊，热忱坦率又认真地与我们进行研讨的日本电影编剧家们中，没有第三类日本人。一个也没有。毫无疑问，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有的是中国人民的诚挚的好朋友、老朋友。

    在会长铃木尚之先生家为我们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理事长山内久先生致词时，站起来情真意切地说：“最近，我的一位朋友的老父亲去世了。他的老父亲当年是侵华日军中的一名军曹。近半个世纪以来，他时常深为日军和他自己在侵华时期犯下的种种罪行而忏悔。他留下了遗嘱，将自己的全部遗产变卖掉，资金要全部用来做些促进日中友好的事。我的朋友，由衷地按照他老父亲的遗嘱做了。他组成了一个私人剧团，日夜赶排了一部揭露日军当年侵华罪恶的话剧。目前，他正率团在中国的东北各省市巡回演出。他们受到了中国观众的真诚欢迎。他在长途电话里告诉我，每到一地，他都会被中国人民的宽宏大量感动得哭一次。现在，我们在日本欢迎中国朋友，我的心情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我不想客气地称你们小姐们，先生们，请允许我代表日本电影剧作家们这样称呼你们──朋友们……”

    面对这样的日本人，我们又怎么能不将他视为我们的，视为中国人民的朋友呢？

    我们还观摩了山内久先生的编剧新作《沉默的海》。

    它讲述了半个世纪前，日本和朝鲜之间的一次历史事件──日本在一些鲜族村虏捕了大量青壮年，为日军修筑工事。他们充牛做马，生死如草芥。日本投降后，他们乘船回国，其船不幸沉没于日朝海峡之间，所有男女老幼，全部遇难……一名当年同情过他们，帮助过他们，替他们受过鞭罚的日本“劳工长”，从此亦抛妻弃子，离家出走，沓无音汛。原来，在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他一直隐姓埋名，当了一名灯塔管理工，每日遥望那一片沉默的海峡，为亡者的灵魂祈祷，替日本的罪恶忏侮……

    这是一位日本编剧家，在今天所能做的，最有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事啊！

    他已经是竭尽其能在做了。

    但是我们和我们的日本同行中的某些人，在最后一天的讨论中，也几乎争论了起来。我想，最终没有形成争论，是由于时间的关系。也是由于语言障碍的关系。争论如果必须通过翻译，往往是不能真的唇枪舌剑起来的。翻译的“第三者插足”，客观上截断了争论，缓和了冲突。

    争论是由中国电影《红樱桃》引起的。

    我们的朋友们首先提出一个纯“艺术观”的质疑──《红樱桃》中的女主人，究竟是一个虚构的“艺术人物”，还是一个现实中的真实人物。他们觉得女主人公只不过是一个“艺术人物”。如果是“艺术人物”，又怎么可以借助纪实手法，打出字幕，告诉观众她于某年某月某日死于北京呢？这不是违反纪实原则的么？

    平心而论，日本朋友们的质疑，是不无道理的。

    我们也当然知道，《红樱桃》中的女主人公，其虚构性远远超出了真实性，整部电影的故事，显而易见的，取材于一篇虚构的小说《人皮灯罩》。

    我方的回答，便不免有些逻辑牵强。

    于是话题引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