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妻子的自行车，我儿子的自行车，他们也不知贪黑给修过多少次了。

    我们也只能送些东西，变相地表示感谢。

    朱霞曾在北京住院治过病，厂里为此发起了募捐。或多或少，是一份心。总之几乎都捐了。捐的都很情愿。证明人们对朱师傅和他的一家都是很友善的。也证明朱师傅和他的一家，给人们的印象是非常良好的。

    原本仅容得下一张床的传达室里间，四口之家是显然的，绝对的没法儿同住的。但这世上在一些人看来是显然的，绝对的事，在另外一些被逼到被推到那事前的人们，往往也就不那么显然不那么绝对了。正所谓事是死的，人是活的；生存空间是小的，人生活的心气儿却可以大一些。朱师傅捡了一张破木床，修修，将两张木床摞起来了，成了双层的床。又捡了一块板，晚上临睡前将下床接出一条。就这样，显然而又绝对解决不了的困难，似乎也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朱霞和母亲每晚睡下床，睡得多么挤是可想而知的。朱凡睡上床。而朱师傅自己，则每晚在厂里到处找地方借宿。好在厂里有些供值班人员睡的床，一般情况下他借宿不会遭到拒绝。

    现在，这一家四口的生活，主要靠朱师傅一人的微薄收入维持着。

    但我从未见朱师傅愁眉苦脸过。

    朱师傅另外还有没有收入呢？

    有是有的——四处捡些废物卖。

    他清除七个垃圾通道时，常将易拉罐儿，塑料瓶眼细地挑出来攒着。我也常见他推了满满一车废物送往什么地方的废品站。

    我曾听有人说：“嘿，又发了，也许卖不少钱呢！”

    我不相信现而今谁靠捡废物卖会“发”。

    倘真能，为什么我们城里人不也“发”一把呢？

    一个易拉罐儿几分钱，一斤废报几角钱，这我也是知道的。一车废物卖不了多少钱的。明摆着的事儿。

    朱师傅挣的是城里人，尤其是北京人显然的，绝对的不愿挣的钱。也是显然地绝对地在靠诚实的劳动挣钱。

    故我常将能卖钱的废物替朱师傅积攒了，亲自送给他。

    有次我问：“怎么最近没见朱凡啊？”

    他笑了，欣慰地说：“去学电脑了！”

    这一位中年的，安徽农村来的农民父亲，就用自己卖废品所得的钱，供他的儿子去学最现代的谋职技能。

    现在朱凡已经在某邮局谋到了一份临时的工作。尽管收入和他父亲的收入一样很低微，但毕竟的，全家多了一份收入啊！

    某日，朱师傅见了我，吞吞吐吐地问：“你看，如果我想在车棚这一角用些胶板围一处我睡觉的地方，厂里会同意吗？”

    我说：“我不是早就建议你这样做了吗？只管照你的想法做吧，厂里我替你说。”

    厂里的领导也很体恤他一家。

    现在，朱师傅有了自己的栖身之处——就在门房的边上，一米多宽，两米多长，用胶板围的一个箱子似的“房间”。睡在里边，夏天的闷热，冬天的森冷，大约非一般城里人所能忍受。

    现在，这一家人已在北京——确切地说，在我们童影的门房生活了七八年了。除了朱霞，朱师傅、“嫂子”和朱凡，都在为生活而挣钱。不管一份工作多么脏，多么累，收入多么低微，在北京人看来是多么不值得干，不屑于干，在他们看来，却都是难得的机遇……

    在风天，在雨天，在寒冬里，在赤日下，我常见“嫂子”替朱师傅清理七个垃圾通道，替朱师傅打扫宿舍区和厂区的卫生。也像朱师傅一样，从垃圾里挑拣出可卖点儿钱的东西。她替朱师傅时，朱师傅则也许往废品站送废品去了，也许另有一份儿活，去挣另一份儿钱了。

    “嫂子”推垃圾车的步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