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章，臂上的红卫兵袖标。当然，像章上的毛主席头像和袖标上“红卫兵”三个字是金黄的。

    毕竟的，天早已黑了。这院子里也挺黑，不像步行街上那么灯火通明。而大人们的眼，不知为什么，那一时刻都忽视了她臂上的红卫兵袖标。但挤身在大人们之间的那些男女中学生，目光却似乎对红色极为敏感。他们差不多同时在手电光中发现她臂上戴着红卫兵袖标了。

    青春期的眼睛对于红色的反应，往往像斗牛场上的牛对于斗牛士的红斗篷一样亢奋啊!

    “哇噻!她戴着红卫兵袖标!”

    “她……她是一个红卫兵!”

    “哎，你是真红卫兵还是……假的呀?”

    他们惊奇万分。

    接着，就都手一松丢弃了“武器”，纷举双臂，口中发出“噢”、“噢”的土著人般的叫声。在观看球赛和歌星演唱时，他们常通过那么一种叫声达到情绪的宣泄。

    她是四名三十四年前的红卫兵中年龄最小的那一个。她叫肖冬梅。她长到十五六岁，第一次听到中国人口中叫出“哇噻”两个字。明白那表示着激动。却不明白为什么也是可以用来表示激动的两个字。更不明白别人为什么见她戴着红卫兵袖标惊奇万分。在1967年，红卫兵袖标就像邦迪创可贴在今天一样人人视为寻常的呀!她也不明白他们的话。红卫兵还有什么真的假的呀?!红卫兵只分造反派的还是保皇派的。而保皇派的红卫兵也不能说是假红卫兵啊!只不过一时受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蒙蔽了嘛!一旦擦亮了眼睛，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依旧是文化大革命的闯将嘛!

    刚才在封闭式车厢里说快闷得窒息了的就是她。现在终于可以舒畅地呼吸到充足的空气了。她那蹦下车时还很苍白的脸上，开始渐渐地变得绯红了。那么多人围着她看她，她困惑极了，也不好意思极了。她一觉得不好意思，她那羞涩的模样就显得尤其可爱了。

    她往车厢旁闪开了身子之后说：“我当然是真的红卫兵呀!难道你们都没看这几天的报也没听过这几天北京电视台的广播吗?我就是那四名在岷山遇险的红卫兵之一呀!江青妈妈不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宣布——我们是首都北京，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客人了吗?你们革命群众这样不友好地对待我们算怎么回事儿呀?”

    这时候大人们才注意到了她臂上的红卫兵袖标。

    红卫兵?!

    大人们，也就是那些五十来岁的父亲母亲们，当然是都亲眼见过红卫兵的。不但见过，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戴过红卫兵袖标当过红卫兵哪!

    尽管如此，他们也困惑极了。

    “文革”已经结束二十余年了!眼前这个女红卫兵是打哪方土地下冒出来的呢?虽然，二十余年间，红卫兵在中国已经几乎成了妖魔鬼怪的代名词，他们自己也因在“文革”中的“暴烈”行为在不同的场合多次以不同的方式忏悔过，但他们对她还是产生了一种同类对同类的久违了的感觉。那种感觉反而使他们不知所措了。他们认为自己心里竟产生了那种感觉是非常之不正确的，甚至是非常罪过的。而她的话，十倍地加强了他们的困惑。江青?!——多少年没听人提到过这个当年只消轻轻一跺脚，便会使全中国一哆嗦的名字了!——还敬爱的!还“妈妈”!——这可都是哪儿跟哪儿呢?

    那十一岁的少年却不管她是什么红卫兵不红卫兵的。他认定了她是坏人。不是坏人，为什么要藏进封闭式的车厢里呢?即使不是女歹徒，那么也一定是女贼或女骗子吧?

    他又喝道：“还有一个同伙，滚下来!”

    于是车厢里的纸箱木箱又是一阵晃动，接着蹦下了第二个红卫兵。再接着蹦下了第三个第四个……

    二男二女四个红卫兵，一字排开地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