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政治标语，几乎触目都是经济口号和商业广告的城市里，人们怎么竟生活得那般无所谓似乎又那般的习以为常?倘整个中国都已变得像那一座城市一样了，那么他也完全不能接受中国的现实。

    在他想来，一个国家政治内容少，那就像空气中的氧成分稀薄一样的呀!

    怎么普遍的人们会不感到缺“氧”呢?

    不整天呼吸政治这一种“氧”，人们的头脑又为什么而进行思考呢?在头脑严重缺“氧”的情况之下，人的头脑又何谈进行有意义的、积极的、严肃的思考呢?人的头脑倘不用来思考政治，那么人岂不是像动物一样，只须长着一颗头就够了，而不需要有头脑这么高级的东西了吗?

    红卫兵“长征队”之队长的头脑，对“政治”一词及其所代表的范畴时时处处的迫切需要，是“文革”开始以后才形成的心理现象。“文革”前他是全校出名的“走白专道路”的学生。“走白专道路”也就是不关心政治。所以“文革”一开始，他不得不明智地要求自己——得比全校乃至全县一切学生都更加关心政治，也得表现出比别人们高涨十倍百倍的政治热忱。唯此才能在政治面貌方面争得和别人一样的资格。他最初只想争取到那样一种资格罢了。并不敢奢望再多获得一点儿什么。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政治尽管对别的某些人很残酷，对他这个解放前小业主的儿子却似乎特别的慷慨和宠爱。他的口才使他不久便当上了县“红代会”的常委。而且，他的家庭小业主的成分，也由县“红代会”重新派人调查，重新划定为“贫农”了。多好的成分啊!与工人阶级平起平坐的成分啊!解放以后，他的父母因了“小业主”这一成分，人前矮三分，整天低三下四地过日子。可现在简简单单地就改过来了!既然他已经是县“红代会”的常委了，那么他的家庭成分当然应该是贫农而非小业主。事后他知道是省城一位“造反派”大首领指示必须那么做的。因为他是全县第一个公开刷出标语支持对方所率领的“造反派”夺省委的权的。他那样做仅仅是凭着一种像对考题一样的敏感反应及时地表现“革命”而已，本不存在什么非分之目的。而对方竟派了一名曾是省委中层干部的“联络员”，秘密来到在省里不起眼的小县城寻找到他，单独与他会谈了一番。那“联络员”三十六七岁，曾是前省委的一位处长，与李建国任县长的父亲同级。两个人会谈的全过程，心理上都是那么的不自然。在县“红代会”常委赵卫东这一方，坐在对面的不但是一位成年人，而且是他在当时那个年龄所见到的身份和地位最高的一个人；在对方，他是全省最大的一派“造反派”的首领所重视的一名红卫兵小将。他前途无量，不定哪一天便会平步青云，扶摇直上，成为省里叱咤风云举足轻重的一位大权在握的政治人物。所以他对那“联络员”诚惶诚恐，显得受宠若惊；而那“联络员”也对他恭敬有加，显得有意巴结。那“联络员”告诉他，省委已被夺权，原班人马皆成永世不得翻身的“走资派”，命自己秘密前来的人，不久将成为新省委的第一二把手。还告诉他，未来新省委的第一或第二把手，希望他再有一些突出的政治表现，以作将来接管新县委大权，并进而到省城去为新省委担当重任的资本。“联络员”离去后，由“白专道路的典型”而红卫兵而“红代会”常委，因是“红代会”常委了，便由“小业主”的儿子而“贫农”的儿子的高三学生，彻夜难眠。他从而一百八十度地转变了对政治的态度。他想政治可真像一双钉鞋啊，若被一般的人穿了，不要说跑了，就是走一般的路，比如柏油马路、铺砖人行道、土路和山路，那也将是多么的不舒服多么的累脚的事啊!而且肯定会脚踝跌跟头磨出双脚泡的吧?但若被不一般的人穿了，情况却是多么的不同哇!只要是走在一条绝对正确的跑道上，即使不跑，即使只是装出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的样子，竟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