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必不可少的步骤。如果不能使他们成为新人，也就是与2001年的时代主流思想合拍的人；或者反过来说，如果不能从他们的头脑中洗涤掉三十几年前的红卫兵思想，那么“疗养院”里他们以外的每一个人，就都会不同程度地认为，自己的人道主义责任和义务其实只完成了一半。严格地要求，甚至也可以说是失败了。好比虽救活了人的命，被救活的人却成了精神病患者、白痴甚至也许会对社会有危害的人。当然身负责任和义务的人们并不那么的天真，并不认为在短短的九天或再多一些的天数里，自己能通过什么有效的方式，使他们的“中国病人”们的头脑焕然一新，完全没有了三十几年前的红卫兵思想。不，他们并不这么幼稚。所采取的也非是强迫的方式。他们只不过为另外三名红卫兵的房间里重新配备了电视机，影碟录放机，书刊画册，以及全国各地十几种大报小报。还有电脑。

    开了一次核心成员会议。会上讨论得很热烈。甚至时时发生激烈的争辩。

    有人说为他们每人的房间里配备一台电视机不算过分，但还要配备影碟录放机的话，则就未免太那个了吧?

    “老院长”倒显得特别开通。他说录放机那东西不是降价了吗?便宜的不才几百元吗?该花的那就得花。只要我们能做到，就应使他们尽快地熟悉新事物。

    反对者说，那不是也得替他们收集一批影碟了吗?

    支持“老院长”的人说影碟更便宜了，盗版的十元钱能买三四盘。

    反对者又说，盗版影碟里污七八糟的内容太多了，总不能为他们成立一个审查小组吧?

    “老院长”不爱听了，也不耐烦了。一锤定音地说：“别争了。我亲自审查。”

    支持他的人不失时机地进言道：“其实，也应该让他们从电视里看到香港台。天线设备好解决，包在我身上了!”

    “老院长”也不征求别人的看法了，“官僚主义”地批准道：“当然!香港已经回归了嘛!那就由你去解决!”

    配备电脑的提议尤其遭到反对。

    有人说他们会操作吗?难道要为他们先开几次电脑操作常识讲座不成?

    提议者说那有什么呀?操作说明书一份份地给他们了，保证他们半天就能操作，一天就能打字，一天半就能成网民了!

    反对者连连摇头：网上多少垃圾呀，对现今的中国毫无免疫力的三名三十几年前的青少年，要是一下子从网上学坏了可咋办?

    提议者就据理力争：要是上网对于他们都成了可怕的事儿，那他们将来怎么办?自杀?还是再由我们来帮他们安乐死?免疫力，免疫力，不接触“疫”，“免疫力”又从何谈起呢?

    “老院长”又拍板道：“电脑，给!上网的自由，给!五花八门，三教九流，只要不是黄色的，反动的，都让他们见识见识嘛!对于今天的中国，好的方面，我们就坚持说好。不好的方面，也没必要为当局藏着盖着!好或不好，暂由他们自己去感受，去鉴别，去下结论嘛!总之要让他们尽快了解三十几年间中国和世界的巨大变化!”

    他的话获得了他的支持者们的一阵掌声。而他的支持者们，当然皆是中青年人。散会后，他们一边往外走，一边议论，说他的表现可爱极了。说没想到他的思想竟如此开明。而他的老字辈的同仁们，却都说他的头脑“热发昏”了。说他莫名其妙，完全被年轻人们所左右了。有的居然扯住他，不让他走，质问他是否有讨好中青年人的私心杂念?否则为什么对中青年人们的提议一味支持?

    而他振振有词地回答：“谁对我支持谁。”

    其实，质问他的那一种私心杂念，他确乎是有的。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特别是在赵卫东深更半夜“滋扰”他的事件发生之后，一些关于他的胸怀问题的